他从一个默默耕作的农民，到享有盛名的学者，靠的是自学。在人才荟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颖而出，非有过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不足以成就他的声名。他粗茶淡饭，生活俭朴，日用器物朴素无华，他甚至不修边幅。而他孜孜以求的是笔耕不辍，到晚年又致力于新的领域，编纂治国理政的经史语录，凭他旺盛的精力和见识，一路攀登，在学术园地耕耘，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他年事已高退休后，所里不再有他的办公室和座位，可每到上班时日，他仍然准时到所，没有地方待，就轮流在这一办公室、那一办公室转一转，年复一年，年年月月如此。我每逢看到他拎着小包到所里转悠，就涌起一分感动。近代史所有一批老专家，长年埋首书案，以所为家，已故樊百川、何重仁吃住在所，一年一度的春节也常不回家。有时一人独处，办公室门口还贴上条子:“非要事请勿入内”，足不出户，专心致志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虽然这未必是做学问的最佳选择，但在利欲横流的浊浪中，他们心无旁骛，孜孜以求学业的精进，真是可圈可叹! 蔡美彪先生每日步行四站路到所里办公，风雨无阻，几十年不辍，这不是出自所里的要求，也不是家无读书之地，而是对研究所相依为命的一份情怀。从出校门到研究所，长于斯，成名于斯，终老于斯，一生的喜怒哀乐，进退荣辱，莫不与研究所声息相连，命运与共。在他们的心目中，研究工作不是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信念、操守和生活方式，虽到颐养天年的岁月，仍然老而弥笃，视其为第二生命，在学海中忘情地跋涉，直到最后一息。研究所能否为这样壮心不已的老人留下一席座位，使他们的身心有所栖息哩?
丁先生晚年患有老年性痴呆，外单位请他赴会，对很熟悉的地方他也常常跑错，有时直到会议终了才摸进门，弄得人们再也不敢请他出席。可我观察他到所里来，却从未走错地方，可见这是烙在他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刻骨铭心。
看着这一代人日渐凋零，我有一股为他们留下背影的冲动，也许后世不再听到他们的声息，但能让后人重睹前人的追求和风采，也是我由衷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