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为了这两种选择，国共两党分分合合若干次，打打杀杀数十年。直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才重新看到希望。但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又重开内战，结果是蒋介石领导的数百万国军出人意料地败在了共产党军队手下。
1949年9月21日，由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在北平开幕，为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做准备。据张元济日记记载，到了9月26日，周恩来向与会的部分民主人士通报，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在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加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四字，以示“勿忘创始革命之绩”；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做法过于累赘，应该将括号删掉。当周恩来介绍第二种意见之后，“何香凝起而抗议，邵力子和黄炎培则折衷其说，谓可暂留。??沈衡山则言去此四字并无忽视辛亥革命之意。于是周恩来取其说作为结论”。沈衡山就是民盟领导人沈钧儒，此人与周恩来关系非比寻常，新中国成立以后，二人又结下联姻之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华民国具有推翻帝制、开创历史的功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它的延续。难怪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杨力宇时，曾经有过“如果能够统一，国号可以改”的承诺。
七
写到这里，我想起刘仰东先生编过的一本书，名叫《梦想的中国》。书中介绍了八十多年前一件有趣的往事。
1932年底，《东方杂志》以《梦想的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为题，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征文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有柳亚子、章乃器、陈立夫、张君劢、张申府、梁漱溟、杨杏佛、冯自由、马相伯、陶孟和、周作人、顾颉刚、俞平伯、马寅初、杭立武、王造时、林语堂、巴金、谢冰莹、朱自清、叶圣陶、郁达夫、茅盾、老舍、丰子恺等一百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据说面对这样一个活动，应征者都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其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
茅盾说：“对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
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
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也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作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舒适的梦可以做烦闷的人的安慰，但于他的实际生命有何益处？”
茅盾、陶孟和分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非常一致。
八
多年前，因为有感于教育沉沦、学术腐败、人格扭曲、社会堕落，我开始研究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时间一长，我发现在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背后，有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因此，我根据能接触到的资料，又写了不少涉及这些问题的文章。如今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经过与本书策划陈卓先生的反复磋商，决定用《民国旧梦》这样一个书名。
从字面上看，所谓“民国梦”不过是“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从内涵上看，我以为“民国梦”则更多元、更具体、更清晰、更有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