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纽黑文市区找到了一所令我们称心如意的房子，美中不足的是它与惠特尼大街相去甚远。新住所位于豪伊街，我之后才发现这条街道曾是纽黑文的妓女们出没的主干道。她们的猎物是血气方刚、囊中饱满的在校生和家庭美满、住宅一流的款爷。经过整顿，这里的现状已大为改观，但你依然可以嗅到空气中遗留下来的过往气息。特别是到了深夜，迷途的耶鲁学生会漫无目的地闲逛，寻找事端。而那些应召女郎似乎是消失殆尽了。
这所位于豪伊的住宅建于1855年，历时之长简直令从得克萨斯来的我无法相信。我喜欢去想象最早在这里居住的人们的生活，他们坐在我的起居室里，斟酌着是否要为亚伯拉罕?林肯投票。我希望屋子里尽是鬼魂。这是街区里唯一一栋住房，紧挨着一家比萨店（店主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老头儿，依稀有点儿像《提线木偶剧》中阳台上的那两个老家伙）、一家陶器工作室和一家略显肮脏的炸土豆泥丸子店。每当酒吧打烊后一小时，这家炸土豆泥丸子店就开业，直到凌晨3点才关门，因此它几乎每夜都能吸引那群喝得酩酊大醉的耶鲁学生。店主们不停地与人斗殴或是冲人尖声喊叫。曾有一次，我和舒勒走到家门前，恰巧目睹了一个人被警察的电枪击中。舒勒无疑大为震惊。事实上，她当时高兴地拍起了小手。
一个住在街区尽头精神病疗养所的女人曾是这里的房客，她依然确信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她的家。她会周期性地在我家门前徘徊，试一下她的钥匙，随后拖着步子缓慢离去。一旦我们走到跟前，她会紧张地嘀咕说她得去取邮件，之后还会说是我们偷走了她的房子。她说，这栋房子是她丈夫买下的。如果她曾结过婚，这个解释倒是更有说服力。
新的环境自然令舒勒感到兴奋，我也同样。而朱莉只是平淡地说，“这个地方会给你的博客提供大量素材。”
我们在豪伊的房东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绅士，他在年轻时极有可能是一个嬉皮士，唯一不符的条件是他住在纽约的韦斯特切斯特市。要不是这一点，我一定会断定他是一个十分新潮的嬉皮士。除了有时会为他力图维护的家产操心外，他总是无忧无虑、自在从容。我们叫他“阿飞”。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首次交流是在交付定金之后，这次谈话为我们以后在他家居住奠定了基调。
“那么，嗯，你们可以简单地写一张租契然后带给我吗？”他说，“那时我们可以一锤定音，把什么都签了。”
我没听清他的话。“且慢，”我说，“你想让我们自己写租契？”
“对，是的，”他说，“我对这类事不是很在行。”
“哦，是吗，”我说，“其实我也不是很在行。”
他沉思片刻，随后建议我们拿现在的租契当模板。“你们甚至可以复印一份，我也不清楚，只要签上名字或是任何相关内容。”由于我们目前的租契大部分是由繁冗的法律条文或令人费解的“火星文”写成的，我们选择了更为简单的模板。我知道我将会十分享受住在阿飞家里。
我们搬进新家的头一天，阿飞告诉我们二楼将会租给一个名为波的中国学生。结果由于波无法在这一学期离开中国，屋子空荡荡地只剩下我们一家。以我未成年式的幽默来看，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
距舒勒下一次听力测试的日子越来越近。朱莉下班回家会带回诸如《爱因斯坦症状：晚说话的聪明孩子》之类的书。这些书或许不着边际，但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慰藉，因为如果书名是《哇，你的孩子真有问题》，那这样的书对任何人而言都没有好处。
那个9月—距我们首次为舒勒的失语问题担忧仅几个月—医生为她安排了第二次听力测试。这次的测试更为全面。它包括检测舒勒身体本身对声音刺激的物理反应。她睡着时，医生会将微小的传感器放入她的耳内。随着音乐的响起，传感器会测试她双耳的物理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