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该被轻慢，因为它是一种难度更高的创作。
傅小平：国内不少写作者要感激你，因为你翻译了对中国文坛产生深远影响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全集，也为我们研究北欧文学掘开了一个窗口。特朗斯特罗姆获201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诗人们大多表示他获奖实至名归、毫无争议。作为他诗作的中文译者，你有怎样的感受？
李笠：我由衷地祝福他。我是在上大学，也就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学瑞典语的时候接触到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他和我以前接触到的北欧诗歌很不一样：凝练，神秘。他的诗句读来明快简约，但意思却让人捉摸不透。
傅小平：怎么说？
李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写作是一种独特的经验。他通常从日常生活着手：如在咖啡馆喝咖啡、乘坐地铁、夜间行车、林中散步等等。然而，这些并不起眼的细节，经他精确的描写，不期然间就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然后，他突然更换镜头，让细节放大，变成特写。由此，展露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远变成近，历史变成现在，表面变成深处。飞逝的瞬息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并散发出无限幽远的“意义”。
正因如此，特朗斯特罗姆常常被称为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尤其早期的诗，往往采用一连串意象和隐喻来塑造内心世界，并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他擅长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把技术词汇运用到诗歌的神圣领域——自然和艺术中去，诸如：“蟋蟀疯狂地缝着缝纫机”，“孤独的水龙头从玫瑰丛中站起，像一座骑士的雕塑”……
傅小平：你分析得很精彩。北岛写到特朗斯特罗姆时，也谈到过类似的体会。不过，相比很多诗人的多产，他的写作近乎苛刻，几近我们中唐时期的“苦吟派”。
李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的确不多。从1954年发表处女作《17首诗》至今，他一共才发表了160多首诗。他一般要间隔四年才发表一本薄薄的诗集，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地位。1984年，《美国诗评》指出欧洲诗的质量超过美国时，在列举了米沃什、布罗茨基、希尼、蒙塔莱等代表诗人后，认为特朗斯特罗姆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的诗已被译成47种语言（仅英文就有二十来种版本），而研究他作品的专著已超出他作品页数的千倍。而且，他的诗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尤其是美国的。1987年诺奖得主、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说：“我偷过他的意象。”另一个诺奖得主、诗人沃尔科特也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不仅如此，很多杰出的诗人都写过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赞美诗。
傅小平：听说他与中国还有另一层渊源？
李笠：他曾对我说过，他的写作受日本俳句的影响，而俳句是从中国古代诗歌滋生出来的。所以，他对东方文化一直有强烈的兴趣。他的诗歌中语言的简练、精准的比喻对一些诗人构成了吸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诗歌写作刚刚发生现代性转型，诗人渴望接触到新的写作技巧。所以，特朗斯特罗姆的进入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