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样，转世说之于自己是一回事——我想起从前电影里英雄或强盗受死时常说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我第一次听见这话时，一下还不明白由打哪儿算起——之于别人即死者则是另一回事。因为新的开端即使存在，它也已经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而且人虽转世，他的“知”却消亡了，无法逾越“终结–开端”而得以延续。“我”只属于具体某一生命进程。所谓“前身的记忆”，例如白居易之“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赠张处士韦山人》），姜夔之“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松作客归”（《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与这里所说毫无关系。与死者相关的生者乃是以“死者之知”作为死者仍然存在的征象的，丧失这一征象，他的情感也就无以投注。所以“转世”很难在更为具体和更为实在之处真正给予生者以帮助。
王充所著《论衡》，范缜所作《神灭论》，都不相信人死之后，鬼或神仍然存在。王充更云：
“夫死人不能为鬼，则亦无所知矣。”（《论死》）
范缜则云：
“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搜神后记》里有个著名的故事：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 ： 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
寥寥数十字，曲折地道尽了生者对死者“魂归故里”的企盼，而这是如何之不可能，但生者进而却又找到了一种更大的慰藉。
说来我偶尔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将来有一天我会与母亲见面，对她讲述分别之后的日子我是怎么过的。继而总是很自然地联想起从前母亲出外旅行离开或者返回时的情景。记忆较深的是有一次她从承德回来，下午，我到永定门火车站去接她，站台上空空荡荡，接人的只有我一个，下车的除母亲之外也没有几个人。还有一次她乘火车转道广州去香港，同车箱里有个穿白牛仔裤黑高筒靴的女孩。再就是她从香港回来，姐姐和我去机场接她，弄错时间去晚了，结果母亲自己拿着大包小包千辛万苦地回到家里，而那是她一生最后一次去旅游了。
戴维·里夫在《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中写道：
“以色列杰出诗人阿巴·科夫纳一九八七年躺在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奄奄一息，写下以下诗行的时候，表达的当然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感受： 很快/很快我们就会知道/没有我们星球照转/我们是否接受得了。’”
我联想起吕碧城的绝命诗：“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也许还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罢。这里最让我悲哀的是，两位将死的人不约而同地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超越人间之外的驻足之地——好比是圣经所说“窄门”之后的处所——而忽略了“我”实际上行将不复存在。但对于将死的人来说，这一事实未免太残酷了。
罗兰·巴特的《哀痛日记》写于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其中有一则说：
“现在，确认之意识，有时意外地像一种正在破裂的气泡冲撞着我：她不在了，她不在了，她永远地和完全地不在了。这种情况是模糊的，无形容词的，即令人眩晕的，因为它是无意韵的（即无可能的解释而言的）。”
另一则说：
“下雪了，巴黎下了许多雪；这很怪。我自言自语，于是我又痛苦难忍：她永远不会再待在这儿看雪了，永远不会再让我给她讲下雪了。”
我的母亲去世后，其他想法渐渐褪去，经常出现的却是与巴特近乎一样的念头。好像我也需要这样一种“确认”——只是陈述“她不在了”这一事实，甚至不带什么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