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的诗人我怀疑其伟大
余世存先生说您的写作有三大主题，死亡、恐惧和残忍，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野夫：世存是我非常看重的民间学家，他对我的总结我认为是很到位的，我也确实集中地写了一批普通人的死亡，我写死亡又写了这个社会的残忍以及带给大家的恐惧，我觉得恐惧和残忍是今天为止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根除、并没有消亡的东西，甚至还在频频出现的东西。像前面提到的，老师要惩罚一个小孩，让其他的同学去打他，每个人扇他两耳光，这就是最残忍的教育，你能想象在一个西方国家，一个文明国家会有这样的老师吗？在生活中她还是一个老公眼中的好老婆，孩子眼中的好妈妈，邻居眼中的好邻居，但是她却在教育学生的时候采用这种方式，而这一事件并不足以引起广大中国人的愤怒，为什么？因为这种残忍的现象司空见惯。我也希望在我的写作中间强化我想解剖的这个民族的一些病灶，这是这个民族身上的病灶。
您觉得这是作家的使命所在吗？
野夫：我理解的文学使命是这个，但是也有很多作家认为文学就是语言技巧的一种炫耀，周围很多诗人是不关注社会不公的，是不关注社会黑暗的，只在那儿做语言的技巧游戏，他可以把语言玩到极精致，意向啊、比喻啊各种手法，达到和世界诗歌可以比肩的程度，但是在他们的诗歌中看不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这样的诗人我认为永远进入不了伟大的诗人行列。一个只会歌颂爱情的诗人，一个不关注身边黑暗的诗人，我充分怀疑其伟大。
您现在理解母亲对于死亡的选择吗？
野夫：不理解也要理解，母亲的遗书里面包含了这层意思，就是我走了，你就轻松了。她是为我们松绑，她不走我得在武汉守孝，我在武汉要是找一个很烂的工作养家糊口，也许就没有我的未来了，从另一个角度，用这句话说确实会很残忍，就是你感谢你的母亲用自绝的方式换你上路了。
但是回头想，如果母亲当时没有这样做，可能我在武汉只是一个平庸的公司职员，就不会有拎着换洗衣服来到北京的那个冬天，没有那个冬天就没有我在北京十几年的打拼，虽然很艰辛，但是今天我过上了那种我想要的生活。
足够好的作家一定有足够好的语言风格
您的语言风格被很多人讨论，我个人感觉您的文字当中感情很深厚，但是表现上又比较节制，话题写得比较厚重，但是又让人感觉很容易接受，就是很朴素，我不知道您的语言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是刻意的还是很自然的？
野夫：我觉得是自然形成的，我年轻的时候语言花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身边睡的是横七竖八的各种罪犯，杀人的、放火的、强奸的，什么都有，你看着他们，听着上百个杀人放火的人在那儿打鼾，你回想童年，就自然会归于一种平静。突然在那一刻你就安详了，浮躁、愤怒没有了，你觉得这就是生活，我不能拒绝。
您对于现在的语言风格满意吗，还是在探索新的可能性？
野夫：我认为评价作家的一个标准就是他的语言有没有自己的风格。一个好的作家，如果他没有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是不足够好的，你读他的文章，把他的名字蒙掉，你会认得出来这是他，这就是好的作家。我们举例，沈从文的东西就算不署名也能看得出这是沈从文；鲁迅你认得出是鲁迅，当代的王朔你认得出这是王朔，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当代的还有比如说刘亮程，你认得出是刘亮程。我愿意做一个有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我现在这种语言风格还不敢说是完全成熟的，这有待未来我的写作来检验，但是目前至少我对这种文风基本满意，而且还希望进一步让它更个性、更圆满一点儿，更好辨认一点儿，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一点儿，这是我未来十年要努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