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围绕广播体操，我首先和父亲捉迷藏，如果他在操场主席台上观望，我就认真做操，如果他不在，我就继续研究广播体操和女孩之间的亲疏关系。
其次，我尝试和老天爷直接对话，日后回想起来，那是我和一神论宗教第一次亲密接触。每天10点“课间操”时间之前，我要求老天洒点雨，让操场湿湿的。操场湿湿的，广播里就不会响起揪心揪肺的集合进行曲。然后，我又命令太阳及时从云缝里钻出来，照得女生们中午急忙忙回家改穿裙子，下午上学时，她们像云朵从县城的小巷里五颜六色地飘出来。
我少年时代的“中国梦”，随着五颜六色的裙子在西南县城的小巷里飘来飘去，到冬天时被青色瓦房顶上的雨雾轻轻埋葬。下午的两小时课程，对我来说纯属梦游，梦里只有彩色的裙子和黑白色的足球。16：10，下课铃响，抓起书包离开教室，急匆匆换好衣服冲进操场。
操场不复存在，那是我的球场。可惜，伙伴们总是来得参差不齐，我和寥寥几名“球友”愤怒地用皮球踢墙。穿裙子的女生们在皮球撞击墙壁的声音中快速飘走。男孩们脚下那些青春的火焰，让她们难免好奇，又害怕轻易接近会有被灼伤的风险。
家乡的天气永远不听我使唤。经常发生的是，上午天气晴朗，我们做课间操，下午，小巷里涌出来的是女孩们五颜六色的雨伞，她们挤在伞下叽叽喳喳，像春日傍晚河边大树顶上正在归巢的小鸟居高临下地展示可望不可及的快乐。下午下课铃响，我对着教室外的雨地发呆。我记得16岁时有一天不能踢球，呆在教室里不想回家，和一群男生下中国象棋，我赢了所有人，独自撑着伞走过学校门口的铁索桥，桥下的山洪在咆哮，疾风从河谷下方吹来，我在桥中央忍不住地感觉失落，好想让一叶神奇扁舟载我去下游，看我的思绪是否长得过这条翻涌的河流。
我怀疑每个离家远走的游子，身后都有一番试图在老家呼风唤雨却一败涂地的经历——1997年，我高考前填志愿，母亲轻轻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我选一个成都或重庆的大学，未来就在四川工作，她害怕儿子走得太远，未来不容易看见——“不可能”，我希望离老家和父母越远越好。
北京不是我的老家，也不是玮的老家，北京是思想教科书的老家。它是世上少有的可以把不断翻新的集体梦想印成书籍贩卖到全国的城市，从我父母的红宝书，到我的小学语文课本。思想教科书是最没有市场风险的工业品，写书和卖书的人，永远相信买书的人确实需要那些书，就像确实需要学会做集体广播体操。
我坐了30多个小时火车，离家2000多公里，入学接受一个月军训，然后学会了新一套广播体操。
我又开始为天气发愁，现在是因为北京不下雨，夜晚又看不见星星，我试图再和老天对话，抬头却面对着夜空肿瘤般的暗红色顿然失语。北京西三环的夜空像个老态龙钟却脾气暴戾的魔王对春风吹又生的世间万物瞪着冒火的双眼。我不能对他说话，不能提出要求，只能学着哄他，“亲爱的至高无上完美无缺万寿无疆，我像小学生一样爱着您，您的眼睛没有红肿，而是炯炯发亮，在您的惠泽中，我要把幸福的生命大声歌唱。”
我幻灭了，幻灭的时刻，一切都会背叛你，心中的女孩，梦里的足球赛，生命中见证过的河流与星星，童年的微风和阳光，甚至父母也不再是父母，变成喋喋不休的社会代言人。
唯一不会背叛我的，是动物，即使在睡梦中我也从未遭遇过动物的背叛。我曾有过很多猫和狗，还意外地把一只欧洲雨燕从无毛的雏鸟养到羽翼丰满而飞走。每一个动物都是忠诚的精神伙伴，它们总在我生命面临幻灭时出现，它们的眼睛说着一种非人类的普世语言，是它们告诉我，生命中还有那么一点点内容是不可摧毁的，这一点点不可摧毁的内容，或许就是真爱。
每次想起动物，想起组成这世界的不仅是许多人，我和周遭即可达成短暂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