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足联老是把AC米兰和巴塞罗那抽在一起？这种比赛，谁出局都可惜，看得让人揪心！”
她对橱窗、购物和衣着并不过分在意，但真的喜欢尤文图斯2011—2012赛季那件粉红色客场队服，希望自己也有一件。问题是：她是罗马球迷，一个罗马球迷决不能穿上尤文图斯的衣服。
“有没有办法把尤文队徽摘下来？”
“但队徽摘下来，还是可以分辨出是尤文的衣服。”
皮耶罗不再是尤文图斯的主力，他将在赛季结束后告别意甲前往澳大利亚联赛。37岁的皮耶罗穿着长大衣站在场边，本队迟迟不能进球，他的目光呆滞。玮突然叫道，“Caro Alex（亲爱的皮耶罗），那件大衣我也想要，一直到膝盖以下，冬天刚好可以裹着我。”
理想的情况是，为尤文设计队服的设计师，有一天去为罗马设计队服。
“有一天”或许存在，这一天基本都在我们的人生之外。
当我起床后把两条狗安顿好，独自走进正匆忙苏醒的街道，看每个路人把前夜卧室里的垢气装进垃圾袋和公文包里带出家门，我总是想，地球上似乎找不出一种比中年男人更无聊的动物。他们每天起床，既非生理本能也缺少哲学缘由——这种状态就叫无聊。
2009年夏天的一次彻夜长途飞行后，我在北京首都机场取行李，偶遇原拉齐奥前锋、阿尔巴尼亚人塔尔。塔尔出生于1973年，比我大6岁，所有踢到35岁以后才退役的球员都不是无聊的动物。塔尔35岁退役，基本不无聊，我们聊起过去，他告诉我，在中国—阿尔巴尼亚关系亲如新婚夫妇洞房花烛的年代，他父亲也来过中国。
“不过，没什么可说的，都是那个年代的事情了。你知道，我小时候也一样做过广播体操。”
我忍俊不禁。
我对广播体操的记忆，仅次于足球和鸡蛋的关系。
大学一年级，我是系学生会体育部成员，这样不必一早做广播操，而是给法语系学生打考勤。他们在篮球场上的规定地点出现，不能晚到，我可以晚到2分钟，手拿着一张表格，没有洗漱，打着哈欠整理自己的嬉皮笑脸。
一开始，我需要点名，做操的学生答应一声，然后我在名字后面画个钩。没多久，我懒得再点名，从他们身边走过，直接全部画上钩。又没过多久，我懒得再去操场，每天慢慢起床，直接在表格上全部画钩。再没过多久，我受到体育部批评，因为一些多年坚持做广播体操的高年级学生去抗议，我给做操缺勤的一样画钩，这对坚持做操的学生不公平——做广播操的考勤和政治表现一样，最后要折算入学生的“综合评估”成绩，大学前3年累积的综合评估，将对学生毕业分配产生影响。
蛋民不坏，可惜就是永远不懂人民的好，一点小事就升级成蛋民内部矛盾。我退出了积极发挥蛋民先锋队功能的学生会，也失去了不做操只打考勤的特权。接下来，如何避免自己彻底沦为蛋民？需要仔细研究各种规定。我发现，连续缺席周一的升国旗活动有被学校开除的风险，不做广播操只影响综合评估和毕业分配。于是，我只去升旗，不做广播操，就这样度过大学时代的每个早晨。
如果父亲知道我在北京这样对待广播体操、综合评估和毕业分配，必定会后悔儿子上中学时没有严格管教。我上高中时，父亲是年级主任。他愤怒于我做广播体操时吊儿郎当的样子，或者说，我根本不是在做操，而是甩甩手，抬抬腿，东张西望，试图和旁边的女生搭话。
塔尔是球员，任何球员都会觉得广播体操无聊。我父亲不是球员，他认为，一个上午跑步、下午踢球的“运动员”，这样不严肃地对待广播体操不可理喻。在四川男生里，我的个子算得上比较高，站在队列的最后排，然后，我总是试图和也站在最后排的高个子女生说话，“一会儿我陪你去买杏仁好不好？”一男一女，在人群里非常突兀，父亲从主席台上看来，我在集体队伍里的形象严重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