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十四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袍就地掩埋的共军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大捷、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司机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儿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每天我至少花上十五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