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是，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 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二二八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个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于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的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关门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
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
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