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军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碾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眷村，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三十八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童年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到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 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他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着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