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上，尘土漫天飞扬，弄得满头满脸，嘴也尽在吃土。我们从码头上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可是运送参谋总部赴南岳和衡山新址的专车已于下午开走了。本来保黄可以搭那趟车走的，可是他折回来接我误了那趟车，现在他只能自己设法去参谋总部会合了。车站的站长说，“今晚还有一趟车”，可是已经没有票了。车站成了难民营；月台上挤满了一家家老小，一天又一天地等着火车。他们只有一席坐地，想躺下来都不行。今天晚上到达的火车可能应该是前天到达的。可是那天晚上到底还是没有火车来，我们等了大约两个小时，就回到了城里。保黄在这里自然有朋友，我们把他叫醒了，他告诉我们那天清晨将有一辆军车出发。
现在我常想： 保黄的那些把兄弟（保黄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可能都是蓝衣社的特务。我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真实的情况。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去询问。即便我问了，保黄除了告诉我那是他的“弟兄们”之外也不会透露其他情况。这个“弟兄们”可以指同学，也可以指同一个集团的成员。但对我来说，保黄却是一个英雄。他冒生命危险回武汉接我，想到这里，我就热泪盈眶，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当他那些黄埔弟兄或蓝衣社同志为我们安排好汽车后，我就愉快地跟随保黄动身了。后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留下来伺机破坏1949年的革命——人数差不多有三十万。
洋车把我们拉到一家旅馆。房间又小又脏，衣橱倒挺大。衣橱后面立着一只上了棕色釉彩的陶罐，带有木盖，这便是厕所了。床上有一床脏兮兮的粉红色的被子，还有一挂粗厚的蚊帐，我们拎起蚊帐抖落灰尘的时候，蚊子哼唱着从褶缝中飞出。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旅馆外面卡车发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旅馆的茶房也来唤我们起床。那是辆军用卡车，车顶上铺盖着橄榄绿色的帆布。卡车内是军火——成箱的枪弹和成堆的手榴弹——和四名大汉。我们从帆布下面钻进了车内，也就是在这时，我开始陆续把行李扔掉。我在欧洲留下了衣服和书籍。我带着两只手提箱，可是其中的物件同逃难的目的很不相称。我带着两套毛料服装，一件细布衣裙，内衣（在香港买的），一件游泳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带它呢？），一件广东香芸纱中式旗袍，结婚时穿的蓝色绸旗袍，两件在武汉缝制的蓝色布旗袍，还有长筒丝袜、皮鞋……在往后几星期中，都一件件一样样被我丢在旅馆里或是公路上了。我先把游泳衣送给了旅馆的茶房。他苦笑着接过去，睡意蒙胧地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这东西对他毫无用处。这好比把一双高跟跳舞鞋送给快要饿死的农民，向被汽油弹烧伤的儿童投掷糖果——真是鬼迷心窍干出的蠢事。
在南岳的山岭中，寺庙极多。几位最高司令正在那里运筹策划。这个地方越来越人满为患。我总算运气，租到了一间六毛钱一天的客房。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不过，那些权贵们也住寺庙，而将军们还在为争租五元钱一个月的农舍而吵架，我觉得自己也算够了不起的了。环顾左右，觉得“这还不错！”真是有趣。你若是见到，准会大笑一场。所有这些人，在南京或上海都有住宅，可以说无所不有。可颠沛流离到此，为一间最简陋的住房而彼此争吵不休……他们的妻子呢？高级军官的太太绝大部分都不在这里，她们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她们养尊处优，这个“苦”吃不消。这里只有中级军官的太太，以及一些小老婆……我另外多花了些小费，每天能弄到两次热水。我洗澡时可以用两盆水。我买了白布做床单，蓝布做被子，有些裁缝也来到了这里。我在这里很快活。气候宜人，风景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