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城。
在古老长城的脊梁上，一行人正在攀援而上。“不到长城非好汉”。是的，哪怕为了硬撑着充当一名“好汉”，诸君理应“到此一游”，一了壮志才是。然而，适值早春季节——确切地说，正是1980年3月底光景，这里仍是草木灰灰，游人稀疏。倘是盛夏旅游旺季，那自然又是另一番情景了。不过，眼下这一行人倒显得个个游兴正浓，看上去他们是非要登上八达岭上高峰不可的。
他们是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者。这天正好是发奖大会最后一天，会议组织他们游览长城。
犹带几许早春寒意的山风，不住地从长城锯齿形箭孔间呜呜地滑过。不过，这一行人当中有人已经开始脱下了毛衣和背心——他们已经登上了长城延伸的半山腰的一座古哨楼。
“喂，哈萨克，你看，你的马被牵到这儿来了！”
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王蒙老师——回首对我用维吾尔语说道。他正扶着夫人崔瑞芳老师登上哨楼。
我抢上几步。原来，古哨楼后面有一块不大的平场，有人牵着一匹马正在那里为游人收费照相（不远处城墙根下还有人拴着一峰骆驼，看来那骆驼是无法跻身这块平场的）。我这是生平头一回看到马也会有这样一种商品价值，不免有点猝不及防，只是怔怔地望着它：那马瘦骨嶙峋，浑身的寒毛尚没有褪尽，迷瞪着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勉强支撑在那里，任那些游客骑上翻下。我丝毫也觉不出这匹马会有什么上相之处，忍不住喃喃道：
“瞧，那匹可怜的马，瘦成了这般模样，更显出它的头脸的长来。”
“哎，马脸本来就是长的，你可知道汉语有句话叫‘牛头马面’吗？”这是王蒙老师在说。
“当然，当然。”我回答说。
“你瞧我这副长相就叫‘牛头马面’——我的头虽说不上有牛头般大，但我这副长脸的确可以和这匹马脸相媲美。”接着他又用维吾尔语补充了一句：“satqiray。”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崔瑞芳老师也在一旁会心地微笑着。
我惊呆了。自嘲，这是真正的自嘲！只有勇敢的人才会这般自嘲，而善于自嘲的人永远是快乐的（不过，我们哈萨克人形容一条真正的汉子的轮廓时，便也是常常喜欢这样说——那汉子脸上的线条，就和骏马脸上的线条一样分明）。
在此之前，我对他的“新疆式”幽默有所闻知，但断然未曾料到他竟敢于这般自嘲。当然，我早就应该清楚，幽默者往往也善于自嘲……
也许，对于他的崇敬之情，正是从这一刻起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也是个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3年4月底光景。
那是在遥远的吐鲁番圩孜。
这里曾经有过一棵“血泪树”。要不是这棵“血泪树”，我想我和他决然不会在那样的年头，在那样的去处相遇。
他们是一个“三结合”的创作组。他们的任务是要创作有关“血泪树”的连环画脚本。
他就在他们中间。
那时的他，看得出是个内向、深沉、坚定的人。但他的眼神依然掩饰不住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隐隐的抑郁和痛苦。在平时的言谈举止中，却显得有几分拘谨和小心。
是的，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他的欢乐，也有他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