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讨论八卦新闻、股市、政治和县城绯闻时，李启章高亢地、近乎吆喝地说着他的诗，说着别人的诗，说着别人的名声以及不久后他的名声。他一直坚信自己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乡村诗人之一（当然我也这么认为）。我以前一直以为诗人是淡漠的，类似性冷淡者，但后来发觉事情并非如此。诗人的荷尔蒙分泌得似乎更旺盛，他们对这个世界“得”的渴望远远超越小说家。当我们倏尔沉默咀嚼着冷却的菜肴时，李启章还在那里高声议论着一首他认为臭不可闻的诗歌：“让上帝宽恕他们的不检点吧！保尔·策兰说了，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我们瞅瞅站在一旁、满脸疑惑不解的服务员，告诉她，她可以离开了。
是的，那时我们总是为李启章在公共场所谈论诗歌而感到羞愧，尤其是程禾。当时我很难理解他为何如此憎恨在公共场合谈起我们最热爱的东西。现在想想，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人越是热爱某样东西，他就越是渴望将它埋在不为人知的心底；如果他觉得热爱的东西在旁人眼里是卑贱、孱弱的，那么这种埋藏当中则隐含了更多的自卑和伤感。他一直生活在农村，他不希望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商人知晓他写小说。他只希望他们知道他卖铁锹、知道他跟他们一样热爱女人、知道他赌钱并不比他们差劲。我记得他跟我提起过，村里某个亿万富翁的父亲过七十岁生日。这个老人是气功爱好者，生日那天搭了棚子，邀请一帮同好在台上表演硬气功。这个寿星佬还亲自躺在一张檀木桌上，让助手往肚子上压块巨石，然后命令手持巨斧的彪形大汉一斧砸下……“多丢人 !儿孙满堂，有钱有势，竟干这么不靠谱的事，”他郁郁寡欢地说，“换成是我父亲，我绝对不会让他这么做。”
其实我当时倒是想说，这也没什么。他喜欢硬气功就像我们喜欢小说。他需要观众，就像我们需要读者。那是他的自由。
那件事情发生时，我不只是错愕。其实事后琢磨思量，发生这样的事委实在情理之中。如若那次相安无事，日后也许会出类似龃龉。这是个宿命的结论，却并不妨碍它的必然性。我喜欢萨特，《厌恶》《墙》《恭顺的妓女》曾是我多年的枕边书。他在《存在和虚无》中否认和反对一切决定论、否认和排斥自然界中存在所谓的客观必然性，我对此却嗤之以鼻。那是秋天，具体是初秋还是深秋已无任何印记。不过肯定是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先是中午，我跟程禾、李启章喝了酒，而且没有少喝。酒后，李启章提议我们去另外一个县城拜访左蓝。左蓝虽在我们这里上班，老家却在临县。我们打了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李启章手舞足蹈地谈论着诗歌。我跟程禾都没怎么说话，只有司机师傅忍不住偷偷瞥他两眼。到了临县时左蓝已备好酒宴，是在政府的招待所，里面已然坐了一大圈宾客。坐在主人位置的是个枯瘦的中年人，后来知道是县政府办的副主任，也是位很有名气的散文家。看来是他替左蓝安排的伙食。我认识的还有市日报社的两个记者和一位画家。他们也恰巧来看望左蓝。
那是一场奇怪的酒局。当左蓝向副主任介绍我们时，他只是淡淡地扫视我们一眼，鼻腔里艰难地甩出一声“嗯”，然后眼神游离地拐到他处。左蓝其实不善言谈，她的热情埋藏在看似笨拙矜持的话语后，如不细细体会，你会误以为这是个坚硬、冰凉如大理石般的人。副主任开始给我们敬白酒，一喝一大杯。我们很快不行了，说实话中午的酒劲还没过去。我们隐隐听出副主任的话里似乎隐藏了什么机锋。可那到底是什么？事后我们谁都想不起。我们知道，我们三个人似乎是酒桌上不受欢迎的客人（多年后那位记者跟我提起，我们被冷落是有缘由的，可我早没有探知的兴趣）。“他们”，是的，好像有无数的看不清的“他们”，在逼迫醉酒状态下的我们狐疑地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人微妙的面部表情……程禾和李启章大概喝了一斤白酒，我喝了七八瓶啤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