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听沙



六十年代末,一小群中学生曾想瞒着父母去新疆参加军垦——其中便有我这个初中生。那次逃窜未遂的记忆被悠悠岁月洗刷模糊之后,直到去年,我才寻得一机会西出边关。

据说我去得不是时候,草原已枯萎,河流已干涸,葡萄园已凋零,肃杀寒风把梦境中的缤纷五彩淘洗一尽,只留下一片沙海。沙丘,沙河,沙地,沙窟,举目茫茫,大地干净。不管你什么时候在车上醒来,疲乏地探头远眺,看见的很可能仍是一片单调的灰黄,无边无际又无声无息,让人觉得车子跑了几天却仍留在原地。沙地上常见曲曲波纹,或紧密或空疏,层层如老人肌肤的皱折;每一层当风的那一坡面,还稀稀薄薄地披一抹灰黑,似古老的沙漠生出了一层锈。

这里的时间好像也锈住了,凝固了,不然那几根狰狞白骨,何以历久不腐?而那条通向远方的寂寞小路,玄奘三藏是否刚刚扶杖引马目光坚定地离去?

人们不喜欢沙。其实细想一下,葡萄和哈密瓜适宜在沙土里生长,坎儿井这种特异的水利工程也是沙漠特产。因为多沙缺水,人们洗手靠铜壶吝惜地浇淋,脏水也被铜盏承接留备它用,这才有了精湛的铜品工艺。因为尘沙扑面,妇女们都习惯轻柔的头巾和面纱——而且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她们多有长长的睫毛,这才给戈壁添上了神秘的妩媚。沙的严酷,使人们更为勤勉和勇敢,于是市场上有了丰富的羊奶、羊皮以及寒光闪闪的英吉沙匕首。沙的单调,使人们向往热烈,于是荒原上有更多的彩裙,冬不拉和月下奔放的歌舞。那林立的清真寺呢,那显目的油绿色彩和新月图案,也许是对黄沙烈日的补充;而充满着对自然和命运敬畏感的孤零零的祈祷呼号,也许更易于出现在风暴里和荒凉的沙海之中吧。

我想,壮丽的西部文化是不是从我手中这一捧沙砾中流出来的?

这里的人种和文化是多元交汇型。俄罗斯族相当一部分来自战败的白俄,带来了东正教;蒙古族同样作为军人的后裔,带来了喇嘛教;伊斯兰文化源自西亚;而儒家文化则来自关内。直到五十年代,这里还流通着英镑、卢布、马克和“袁大头”,还流散着各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枪炮。当文化用枪炮来体现的时候,密密火舌就把西部焚烧得进一步沙化了。我曾在汽车上看到不少干干的河谷,问起来,当地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只是说那些河早就不存在了,仅隐约闪烁在老人传唱的民歌里。于是,我就只能默默注视这些河的尸骨,干瘦,痉挛,像一个个问号葬在风沙深处。

西部汉人不少,但没有当地的汉方言,因为汉人多为外来者,都说普通话。解放以后,曾有几批汉人迁入,主要是:王震部解放军约三万;陶峙岳起义部队约八万;来自湘鄂京沪等地的知识青年数十万;此外还有为天灾人祸所驱来的“盲流”。解放初期,政府考虑到性别的平衡,曾从各地迁入女性入疆。我在这里遇到好几位青年,问起来,他们的母亲多是湖南人。

这些伟大的母亲和她们的亲人,与西部各民族一道,真正开始了对沙的征服。据说当年解放军为投资军垦,节省军费,每人每年少发一套军服,而且军服都没有衣领和口袋,省下一寸算一寸。白日汗淋全身,夜晚围炉取暖,反正军营里鲜有女性,官兵们赤条条来去倒也无牵挂。中央知道官兵太苦,曾给他们一人补发了几百块钱。但他们口袋里的光洋叮当响,就是买不到什么东西。

一位医院护士还向我说起她以前的一些知青伙伴。她们初入疆时,怕附近劳改营的歹徒,怕野兽,怕鬼,晚上不敢上厕所。团场给她们发的马桶,经干燥的风沙吹打,早已扭曲开裂不能用。于是她们只能紧闭着门,一个人哭起来,女伴们就陪着哭一夜。有位女子想妈妈,实在忍不住了,带着一个提包独身外逃,结果迷路在大沙漠中。找到她时,发现她双腿已经冻坏,只得将大哭大闹的她送往医院,锯掉双腿……

在乌鲁木齐,在喀什和石河子,我在陌生的人影中默默地寻找,想知道谁是当年那位锯去双腿的城市姑娘。我甚至想,要是十六年前我来到这里,我会是这人海中的谁呢?是那位蹲在墙角咬着羊肉串,不时用油光光的袖口抹嘴的大胡子吗?

戈壁滩收纳了太多的血汗和眼泪,但这一切流入疏松沙土,很快就渗漏了,无影无踪了。一捧捧沙砾,竟全是同样的灰黄色,没有任何痕迹。

远古时期的戈壁似乎是较为繁荣的。西域早就是中国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还证明,这里存在过石器时代,而东亚很多民族与这些石器有着奇妙的关系。黄帝族和炎帝族(羌族一支)都是从西北游牧区先后进入中原。苗史专家们曾推测苗族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后东迁中原以至西南。一些土家族史学者也曾认为土家族为伏羲之后,源于甘肃,并以龙山县彭何两姓均自称“陇西堂”为证。研究古代服装的沈从文先生,曾认为今天的苗装,可能保留了西部原始氏族的服饰特征。王国维的《读史》诗则开篇就是:“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展,却向昆仑望故乡。”又说:“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如果这些古代民族都是源自西部,或者至少说——它们曾一度被西部的山川所养育,那戈壁滩真是一个孕生中华民族的巨大子宫。上下几千年,它输送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族远去,流尽了血,自己却枯缩了,干瘪了,只剩下一片静静的荒沙,还有几声似乎沙化了的鸦噪。谁能说清我们祖先当时离乡背井披荆斩棘长途迁徙的原因?谁能说清这神圣的发祥地为什么一瞬间竟沙化出如此的静穆?我在吐鲁番的历史文物馆里看到了一具木乃伊。这是一位体态丰腴的少妇,长长的黑发很美丽,干瘪下陷的腹部更突出了骨盆的宽大,一身皮肤均为酱紫色,隆起的肌肉像蟑螂壳子,使人感到里面很空很轻,感到她确实已经死去,不大可能重新站起来。她惊慌地拧着眉头,目注长空,双唇中填着一只半卷着的大舌头,像咬住了一句刚要说出口的话。她要说什么呢?是要说出这灰黄色历史的秘密吗?

我静静听着,她终于没有说,只有室外呜呜咽咽的风沙声。

那是戈壁在哭泣吧,是思念它孕育的东亚亿万子孙而哭泣吧——戈壁滩如此干枯,以致泪水都没有了,只有这呜呜咽咽的干泣。

我突然想起,十六年前我鬼使神差地要远赴西域,一定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哭泣,有一种孩子对母亲下意识的眷念和向往。

我离开新疆时没有坐飞机,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多地看沙和听沙。火车昏沉沉地摇晃着,因为路基多沙,松泡,不宜高速。坐在对面的是一位维族青年,他告诉我,政府正在考虑运用日本专家在中东治理大沙漠的经验,中外合资,来绿化戈壁。当然,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但我们会有钱的——他笑着说,抽了口莫合烟。

我点点头。这时,车头长啸了一声,拉着列车掠过张掖,向河西走廊的出口奔去。我感到我正在从母腹中第二次诞生下来。

1983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83年《湖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夜行者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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