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胡适用括弧标明征引页码或出处的做法也很特别。比如说，他讲述皮耳士的学说，引用的不是皮耳士，而是杜威1916年在一个哲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皮耳士的实验主义》[以下简称《实验主义》]。然而，胡适只在括弧里征引了该期刊的名字、卷期和页码，没有指明作者是杜威，也没注明论文题目。不知者会误以为该文是皮耳士所作的。最容易使人混淆的是该节最后的注。胡适所引的，明明就是那篇论文。可是，只有卷数相同，期数、页码都错。不细心的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另一篇论文。这个错误不仅出现在《实验主义》这篇文章，也同样出现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换句话说，这不能责怪是手民误植。有关詹姆士的实验主义一篇，主要是参考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胡适注明了页码。第六篇“杜威论思想”以及第七篇“杜威的教育哲学”，注明了参考书。前者参考了杜威《思维术》的五章，后者除了摘录郑宗海在《新教育》杂志上翻译发表的《杜威教育主义》以外，还参考了杜威《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第25、26两章。
《实验主义》第二个重要的文献意义，除了显示出胡适早期直译、意译混用的翻译策略以外，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篇以译介的方式所写的哲学文章。以前没有，以后也再不会有了。胡适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不管直译、意译，翻译出来的东西总比不上自己清新、隽永的文字。他此后引用外文著作，就不再采用翻译的方式，而是完全用自己最流畅的笔法改写。于是，此后胡适所写文章里的观点，究竟是他自己的，还是傥来挪用的，那就只好让胡适、读者、研究者各显神通，看看究竟是谁“道高一丈”了。
胡适为什么在输入学理的时候会放弃译介的方式，而改用他自己流畅的笔法来改写呢？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翻译不是胡适之所长。
作为胡适对实验主义的理解的里程碑，《实验主义》用句、译词生涩粗糙，东抄西凑，读书报告的痕迹斑斑俱在。他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典礼上，批评北大在自然科学上的成绩，还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贩”的阶段。同样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的《实验主义》，不算言过其实。如果我们把《实验主义》拿来跟他1922年9月初写完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里的“实验主义”一节相对比，就会发现他在后者所剪裁掉的，正是那些粗糙生涩稗贩的痕迹。
为什么我说胡适写《实验主义》的时候还没跨进实验主义的门槛呢？他描写詹姆士的“媒婆”、“摆渡”的真理论就是最好的明证。他说：“这种真理论叫做‘历史的真理论’(genetic theory of Truth)。为什么叫做‘历史的’呢？因为这种真理论注重的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他解释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而］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他越写越兴奋，就侃侃而言他的“真理”不好该抛弃，犹如“媒婆”不好就换人做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