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沙尘是有名的。这点，连最爱北京的胡适也承认。比如说，他在1921年夏天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约，到上海去做评鉴的工作。在上海的时候，他住在汪惕予那仿如“结庐在人境”的“蜷庐”。“蜷庐”在斜桥路1号，占地十亩。胡适形容“蜷庐”的主人“凿池造山，栽花种竹”，“雨住了，园子变成小湖了；水中都是园亭倒影，又一个新蜷庐了！”主人寂寞的时候，“把寂寞寄在古琴的弦子上”。9月7日，回北京以前，他写了一首诗：《临行赠蜷庐主人》。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是：“多谢主人，我去了！两天之后，满身又是北京的尘土了！”但是，夏天是北京的雨季。杜威在7月的一个下午亲眼目睹以后，把那景象描述给他的子女看：
这里现在是雨季，我恐怕没有为你们描写出其中的万分之一。昨天下午，我们终于见识到了。屋前的这条马路，在我们这侧，成了一条一英尺半深的急流。青年会所在的那条马路，从马路一侧的屋墙到另一侧的屋墙，围成了一个湖泊。当然，水并不深，不到六英寸。然而，那条马路比纽约的百老汇(Broadway)要宽得多多了，所以很是壮观。北京有着深可站人的下水道，已有几百年历史，但还是应付不了那雨量。
从纽约来的杜威夫妇为北京街道一雨就成泽国而瞠目结舌，胡适则不然。就像杜威夫妇所说的，他视若无睹不以为意。比如说，胡适在初到北京的时候抱怨过雨后行走不便。他在1918年5月11日的家信里说：“昨日今日天雨可厌。北京最怕雨。一下雨，路便不可行了。车价贵至一倍多。”然而，才几年的时间，他就习以为常了。1922年6月24日，杜威夫妇已经离开中国一年了。当晚，胡适在日记里说：“晚间到柯乐文［Grover Clark］家吃饭，谈宗教问题；席上多爱谈论的人，如Houghton［侯屯］, Embree［恩布瑞］, Clark［柯乐文］，谈此事各有所主张。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我们更高谈。”胡适兴高采烈地总结道：
最后我为他们作一结束：一、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替宗教辩护，也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反对宗教。因为没有一个大宗教在历史上不曾立过大功、犯过大罪的。二、现在人多把“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这是不合的。即如协和医校，分析起来，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反对的人要向历史里去寻教会摧残科学的事例来骂基督教了。三、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最好。
如果杜威夫妇把北京一雨就成泽国当作奇观，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人能忍受得了，而不去思解决之道，胡适则可能觉得那只是雨大水不通的结果。虽然造成了不便，然而，说不定正由于“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反倒让他们几个“爱谈论的人”，乐得干脆关起门来“更高谈”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