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仲马”，顾名思义，指的是仲马一家三代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领托马·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他的儿子、法国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三剑客》和《基度山伯爵》的作者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通称大仲马），以及后者之子、《茶花女》的作者亚历山大·仲马（1824—1895，通称小仲马）。
对于中国读者，大仲马和小仲马的名字，以及上面列举的那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了。也许并非偶然，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部译成汉语的西方文学作品，恰好就是《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出自大名鼎鼎的林纾之手的译本，出版于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离小仲马去世只有四年时间。林先生在译本的“引”中，提到了“仲马父子”，说两人的文字“于巴黎最知名”。到了本世纪初，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及其续集《二十年后》，又由著名翻译家伍光建先生从英文节译，分别以《侠隐记》与《续侠隐记》为标题出版。从此以后，仲马父子的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三仲马传》的作者说得好：“在全世界，声望超过大仲马的人，恐怕并不多见。地球上各民族都读过他的作品，并将世世代代读下去。”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大仲马和小仲马那样，父子相传，各自都写出足以传世的杰作，恐怕还是不多见的。为他们作传，把父子两人的生平与创作，按照当年生活的本来面目，交叉糅合在一起，向读者展示，当然会引起广泛的兴趣。然而，为什么还要拉进一个并不善于舞文弄墨的武夫，充当这个“书香门第”的鼻祖呢？其实，传记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这里。首先，这位将军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本身就充满传奇性；而两位文学家，特别是大仲马，无论是体质、气度、性格，还是思想与政治倾向以及生活道路，都与这位行伍出身的革命将领的命运一脉相承。三代人的传奇生涯，从法国大革命前夜直到十九世纪末，延续了一百多年；这个时代在法兰西的历史上，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世道变幻莫测，有声有色的事件连绵起伏，刀光剑影随处可寻。传记作者在讲述三代人悲欢离合的同时，充分展示了时代的复杂纷繁；二者相得益彰，给读者以启示。读了《三仲马传》我们感到，大小仲马两代文学家的血管里虽然流淌着仲马将军的血液，然而他们更是自己时代的儿子。至于仲马将军，这个诺曼底贵族与圣多明各女黑奴结合的产儿，在法国大革命后只用四年时间，就从一名普通士兵提升为独当一面的将军；而后来一旦失宠于登上帝位的拿破仑，则只能落得贫病交加，刚过不惑之年就抑郁而亡。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的传记还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随着主人公逐渐发现人类社会的同时，展示出社会的风貌。”
《三仲马传》的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1s，1885—1967）。莫洛亚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氛围》被视为法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部杰作；其短篇小说也独具魅力，结尾往往出人意料，受到很高的评价。此外，他还写了大量随笔、游记、评论，乃至历史著作。但是，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传记文学闪耀着独特的光彩，占有突出的地位。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性质。作为史传，务求真实，广泛搜集档案材料、信件、日记、同时代人的回忆作为凭借，“从不加小说般的演绎；既不杜撰什么场景，也不生造什么对话”。另一方面，他的传记又是文学作品，这位大作家除了有一支生花妙笔，文字优美生动之外，还能够从大量纷繁复杂的材料中，发掘出反映传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实，捕捉富有意义和情趣的细节，从而树立起传记人物鲜明的个性与生动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