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个被周恩来称之为“劢老”并题字“民主之寿”四字为其祝寿的张君劢在国共内战最甚的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定为“战犯”，第三方面的人士中还有曾琦等也被纳入“战犯”之列。
国共内战愈演愈烈，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迫中共就范。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战争决定一切”。在得到了大批苏军在东 北转交的日军坦克、大炮等武器后，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所谓的“法国经验”（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和“英国道路”（战后，英国工党选举胜利，赢 得执政权，胡适建议毛泽东仿效工党，放弃武装，走和平竞选道路）后来对中共而言，没有任何影响。理由只有一个：“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 [12]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国际背景则是战后美苏关系由合作急剧地走向对立，这对国内国共两党而言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所谓“国共反映美苏”就是 对此一态势的集中概括。
1948年2月18日，司徒雷登通过驻南京的美国新闻处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
作为一国的大使，向驻在国人民喊话，史不多见，而作为“传教士外交家”的司徒却这样做了。他说：“我主动发表了声明，但得到国务院的赞成。”[13]
司徒说：
不论美国物资援助之数量如何，均不足以供应中国政治安定和经济复兴之需求。最主要之力量，仍为中国人民，且尚需有牺牲小我为公共福利努力之赤诚决心。[14]
司徒谈到为了人民的利益，必须要防止“极端反动自私分子”和“极端激烈分子”这两大集团。话中所指，无疑是指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他认为解决两党对立的方法是恢复国共谈判，并寻求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对于宪政民主，司徒认为：
民主政府不仅为民享、而且为民治之政府。本此民主真义，人民宜不断以开明舆论监督政府，防止官吏乱用职权。因此，即需有言论、出版之自由，及自由采 访或公正报导新闻之自由。在极权制度之下，此类自由均不能存在。反之，新闻则变为科学化之宣传工具，藉无限制之谩骂与不顾真理之重述，以伸张其效力。 [15]
“制宪”之后，还要“行宪”，此时，国民党败象已显，不少人对如期召开“行宪国大”表示怀疑，主张“不必在内乱未息之际，粉饰太平”。然而，宪法程 序由“制宪国大”通过，行政当局无变更之权，如果延期举行，则为违宪。国民党一时进入两难的境地，最后，由蒋介石批示：“选举不能停办，应如期举行为 宜。”有人分析，蒋氏在这存亡危急之际，为何仍要坚持召开“行宪国大”？实出于他自己的刚愎自用之心态作祟。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展开，蒋自以他可以“一面开 国会，一面剿共，双管齐下，并无困难”。[16]
“行宪”之基础在于各项选举的进行。而选举的关键在于选民调查，调查选民又必先有户口调查，既无户口调查，如何确定选民人数？于是，虚伪的选民数字 就出现了，党内提名方式出现了，舞弊欺骗出现了，退让选举也出现了，诚如张君劢所言：“此次选举仅是骗人戏法，包办选举，扣留选票，涂改选票违法事，不胜 枚举，此实盗窃民主。”[17]
有一份材料显示，司徒雷登也是建议停办这次“行宪国大”的。[18]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终于召开。本次国大的唯一任务是选举“行宪”后的总统和副总统。后来在国民党籍代表的坚持下，又增加 了听取施政报告及对之提出质询。同时，为了应付即将崩溃的局势，又制定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从而为蒋介石权力的扩大，扫清了障碍。
在“行宪国大”筹备期间，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及司徒雷登与其接触和对其评价。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发源于抗战期间的宪政运动，1943年2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召 开民主同志座谈会，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以重庆和上海为活动中心。1946年4月，在中共南方局、中共广 东临时省委、东江纵队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等在广州又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主张“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实现三民主义”。
1947年10月，民联和民促在香港开始筹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议1947年10月31日在香港举行，民促和民联的相 关领导人李济深、柳亚子、蔡廷锴、朱蕴山、朱学范等都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先前筹委会拟定的一系列决议案。在后来又召开的筹委会会议基础上，同年11 月12日（这一天恰为孙中山83岁诞辰日）举行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的开幕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增列了何香凝和冯玉祥，并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 副总主席。
会中，李济深致了开会辞，其主要内容包括：（1）蒋介石窃党卖国破坏和平；（2）民革前身上溯自邓演达、彭泽民等组织的中国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 （3）强调三民主义为最适合中国环境的主义；（4）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即三民主义，任何政党的党纲均不能超出三民主义的范围。[19]
会中，何香凝、彭泽民、王卓山、蔡贤初、陈其瑗、朱蕴山、张文、何公敢等人作了讲演，他们认为，复兴国民党的时候已经来到，强调“三民主义为最好之 种子，三大政策为最好之园地”，要复兴国民党，首先要复兴三民主义，认为“民生主义耕者有其田，即今日共产党土地政策”，“民生资本主义可能和平转入社会 主义，所以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以及其他民主派合作。”[20]
12月25日，代表大会又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仍由李济深致词，何香凝在讲话中提议将三大政策中的“容共”改为“联共”，将“扶助农工”改为“耕者有其田”。[21]
1948年1月1日，在香港坚尼地道举行了民革正式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发表了《成立宣言》，强调：“三民主义为救国唯一良方，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政党。”
对于民革的成立，194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司徒《报告》第一次提及民革是1948年4月17日，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引用民革负责人蔡廷锴当日的谈话，说宋子文告诉李济深，国民党政府有 可能在大约3个月内崩溃，而蒋将失去权力。司徒雷登说，蔡廷锴暗示李济深希望在6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司徒雷登还透露了在近期访问广东时，广东省政府主席 宋子文与他的谈话内容，宋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垮掉，蔡（廷锴）会与他（宋）合作。
军事起义的参与者是军人，民革的李济深究竟掌握了多少军队可以发动军事起义，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从粤军起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军中门生众多，曾自撰一 联：“国内陆军皆后辈，粤中名将尽门生。”李是反蒋的主将，被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闲职后，联手冯玉祥、龙云等，进行军事策反工作。
笔者认为，李济深虽然军中门生众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均为李的旧部），但他所寄望的是“桂系”，而要反共的桂系将领响应他的号召发动军事起义的现实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报告》后来又多次提到李济深的民革，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民革和李宗仁“保持密切联系”，那么，蒋介石从政坛上消失是“指日可待”，而美国“必须谨慎 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他认为由于蒋介石“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22]所以“民革得到广泛的支持”。[23]民革 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24]而李济深打算组织的是“联合政府”，并与中共进行了协商。司徒认为，李济深如果作为新领导人出现，将 会在国民党内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25]司徒雷登说：
民革有如李济深将军、冯玉祥将军以及蔡廷锴将军这样著名的杰出首领，其个人影响可望获得极多的军事支持者。如果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政府，这一集团的 最基本方案是要求耕者有其田，立即停战，组成全国联合政府，这正与中共目前的政策相符合。并且，民革不仅与十分活跃的香港中共代表及广东地下党组织保持着 密切的工作联系，而且据称也基本上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主张。不过，李将军及他的某些随员坚持说他们的目标基本上是反共的，现在的联合仅系一种必要的临时性 的权宜之计，其方案仅仅是为了能够获取当今中国广泛的民心支持。[26]
从司徒雷登的《报告》中，我们甚至已经得知这个以民革为主导的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即李济深任主席，毛泽东任副主席，冯玉祥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报告》还说，李济深希望美国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27]
这份报告写于1948年10月14日，此前，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包括民革在内的中国各民主党派纷纷通电拥护中共中央的主张，拥有军事武装的中国两大政党，中共兵力已明显占有优势，济南战役已经结束，辽沈战役正在发 动之中，淮海战役即将发动，而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军队浴血战斗的结果。中共的“领导者和召集人”的地位已无庸置疑。其革命的果实，是不容任何力量染指的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下山摘桃子）。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曾经提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时，将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先例，除中共外，所有其他政党都应 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28]但是同为共产党人，斯大林从苏联的战略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却反对中共的一党政府设想，他认为中国即将出现 的新政府，“将是一个革命民主的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至于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现在还很难说”。[29]这样，才有了其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 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对于中共呼吁召开新政协的政治见解，民革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新政协“不但要覆灭今日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 者产生”。而“将来拟定出来的共同纲领，应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政协必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各阶层人民利益互相协调 为前提，而不以党派的立场利益为前提”。[30]
分歧的存在是历史的现实，实力却是决定一切的。最终，李济深本人也在1948年12月26日离开香港北上，1949年1月7日到达苏军控制的大 连，2月25日，抵达北平，参加了中共主导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而他发给香港美国领事馆信函中关于由他为首组建联合政府的人选的设想，也成为永远不可能实 现的梦。
司徒雷登说过这样的话：
为了把握问题的症结，我们不仅要扫除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恐惧，而且应该以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精神来敏思、果断。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 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假如国共双方的优良品质能互补，融为一体，捐弃前嫌，这将是一个极妙的联合。 [31]
这一点对解读司徒雷登在南京易手后仍坐镇南京，并力图与中共高层接触是有帮助的。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卿，“请求授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 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无论他们怎样将我等同于好战的帝国主 义分子而对我不加信任，我希望我以前的活动以及我与中共许多人的个人交往是不会使他们忽视的。”[32]
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破裂后，4月24日，南京为解放军占领。司徒雷登随后于5月5日让傅泾波打电话给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的燕大学生黄华。次日，傅往见黄，傅在交谈中建议黄去看望一下“老校长”，黄同意了。
黄华的后面是周恩来和毛泽东，而司徒雷登则一方面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又凭着他的个人判断自行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