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整个“十七年”文学而言，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以工农兵为主要表现对象。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也断言：“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毛泽东和周扬的论断都表达了这样一种导向：即一部作品的优劣高低，首先取决于作品的题材，而不是作品的艺术水准。也就是说，题材在先天上是有等级差异的，工农兵题材要优越于知识分子题材。“不同的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高低。……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的生活，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在当时独特的时代语境中，这种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所产生的规训力量无疑是巨大的，这直接导致了当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匮乏。
在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此类题材创作中，作家们也大都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自己作品的合法生存空间，对知识分子的书写也只能是在一种规约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对知识分子书写的规约就是“改造”与“成长”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