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潜在写作”文本的真实性的问题，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李杨发表于2000年第3期《文学评论》上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一文，对该问题有过详细的论述。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是，陈思和的文本选择已经给“十七年”文学史写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本选择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文本产生的社会效应，还是根据作家的精神现象？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表述：文学史家对文本的选择是侧重于读者，或者说是受众，还是侧重于作家，即创作主体？当然，这个问题同样也适合抛给整个文学史写作。陈思和对“潜在写作”的挖掘，显然说明他更加注重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这个层面，所以，他才会宁愿舍弃在当时产生过轰动效应的诸如《青春之歌》、《红岩》等“经典”文本。而以往的文学史著作进行文本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作品产生的社会影响，只有那些真正对当时读者发挥过作用的文本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南京大学许志英先生认为：“在我看来，入不入文学史，主要看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有社会影响的可以入，看不出社会影响的，则可以不入。”许志英：《优秀作品与文学史》，《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在同一篇文章当中，许先生还回忆道：“记得1962年我参加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时，唐先生就什么样的作家可以入史问题，请示过周扬先生。周的回答是，哪个作家入不入史要看‘历史是否过得去’，譬如张资平当时被称为创造社的‘四大金刚’之一，不写他那段历史就过不去。以历史是否过得去为入史与否的标准，这是一个适用性很强的标准。”许志英：《优秀作品与文学史》，《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那么，我们不妨回头试问一下，这些“潜在写作”文本，有社会影响吗？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它们不进入历史，历史是否“过得去”？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之所以要采取这种选本策略，我想主要是为了满足作者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美好的想象，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但是，在公开发表的作品当中又实在难以寻觅到这种“异端”声音，洪子诚先生曾经“为了寻找‘遗漏’的‘珠宝’，真花费了不少时间。翻过不少作品集、选集，各种过去的杂志，从《人民文学》，到许多重要省份的杂志。结果非常失望，好像并没有发现让人振奋的东西，或者说很少”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1页。。于是陈思和先生就只能将目光转向“潜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