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丝毫不低估唐先生的历史研究具有的功德。他的研究，虽然对那些僵化的心智不起作用，对那些成熟健全的心智可能只是有着参考的意义，但对成长中的学子、青年和社会大众，却是一种难得的福音。在观念和实证方面，唐德刚的历史写作，并世无二。跟意识形态历史和其他个人史观相比，唐德刚的历史写作也有着较好的比较优势。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度感叹后生无史可读的李慎之，生前告诉我说，近现代史有一个不坏的本子可读，那就是唐德刚写的书。
是的，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经常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会错过一些美好的东西。这些人物道理本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形成坚实的人生观。可是，由于跟它们失之交臂，我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给予的那些东西，从中思考、选择，经过苦难的历程，摸索着逐渐形成我们的认识。这个缺乏成长礼的内容和形式的社会环境，使得社会个体经常有着被抛弃的孤独感，使得社会个体在天放和管制里难以长大，一生的努力可能只是成为子民臣民市民模样的“类人孩”，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因此极度匮乏。这一人生经历，数代大陆中国人有过体验，今天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同样在经历。今天呼吁读经的人们，就是多倾向于认为人们所受的教养成问题，才要求从经典那里补课。
在这样的环境里，唐德刚的立言事业参与了大陆中国人的自我完善，这是一个中国读书人梦想不得的境界。对这样的人生际遇，唐德刚当之无愧。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较之他的立言，在人生功德方面，唐德刚的积累、贡献更大。在我看来，他的人生比他的著述更重要，更能给华人教益。就是说，他的立言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在他那些精彩的言论背后，是他更精彩的生活。
流落到海外的华人，经常为认同和归宿问题烦恼。鲁迅所说的“立人”问题，不仅对大陆人是一个考验，对海外华人的考验可能更为强烈。我们见过太多的人，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学者、诗人、才大如海的历史学家，没能通过这个考验。故国母族转型的艰难，一个华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经验表达才能体现现代文明理性，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有人因此把安全感看作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要么混迹于华洋江湖，要么匍匐在历史巨人或洋人的脚下。无能自立立人，无能叶落生根、就地参与，成为海外华人的一大问题，有的人年高八十仍在寻找“安全感”。而一句“我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几乎成为众多海外华人的咏叹。
在这方面，唐德刚是值得称道的。他没有做德高望重状，也没有做怀才不遇状。他没有陷入幽闭中，也没有迷失在花花世界里。甚至在历史巨人身边，他也没有轻易地溺于历史观念而不能自拔。胡适夫人江冬秀说：“唐德刚是胡老师最好的学生。”但唐德刚并非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那种弟子，对老师安身立命的那些观念和行为，唐德刚并不全盘接受，甚至天然地有着健康的辨识能力。胡适年少即暴得大名、顾维钧一生顺利、李宗仁武夫而运气照人，他们那种精英意识，唐德刚就没有沾染丝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