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是个黄女孩》精彩试读(四)

没错,她的“你们”里包括我、黎若纳、吴岱。一想到我和黎若纳为伍,我情绪马上败坏。我告诉吴川她该好自为之,就和她道了晚安。她又回到电话上去,不一会又笑成一摊了。人家把我抬举成了“姐”,我还煞有介事了呢。黎若纳的女儿在我鼻子下吸毒,泛性,肚脐眼戴耳环。黎若纳用意原来在此,她让我帮她镇压,让我去失败,到末了无法交账。我听着关紧的门里吴川还在和电话里的小纳粹缠绵,我想,她使起性子来就不是她自己了,是黎若纳。我使起性子来,外婆根本不和我搭一句话。她说:“我理你干吗?那又不是你,是黎若纳附体了。”长大以后,一旦做错事,我就和外婆说:“别怪我啊,怪黎若纳。”黎若纳是没人能驯服的,我凭什么想驯服她女儿?

早晨我头昏脑涨地起床,到楼下拿了报纸。读完了报吴川屋里还是一片深深的睡眠,我留了张字条,说我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等我回来,吴川已走了,在我的字条上写了一行英文:抱歉,上午有约会。

没有谢谢,没有再见。她躲在卧室里,听着我刷牙、洗脸、读报、喝咖啡,等待时机溜走。她在床上支着耳朵,听电话铃,假如我和电话上的人聊起来,她可以匆匆从客厅走过,匆匆一挥手,就溜出门。她盼望佳士瓦来电话,这样就有无尽的废话可说,像她和小纳粹一样,什么也不说就能把一次通话进行一两个小时。佳士瓦来电话是她溜走的最好机会。而那万恶的电话,就是不来。她终于听到我出门、锁门的声音,去稍远的地方我才会锁门。她一个挺子打起来,穿了衣服背上行囊就出发。也许她早就把衣服穿好了,也许在行囊里看见我翻检的痕迹,恶心地一撇嘴。她出门前看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我昨晚给她的,她笑了笑,像老鼠识破鼠夹子一样对钥匙笑。

整整一天,我丧家犬一样在购物中心晃悠。买了新年后减价的皮草、大衣、毛衣,花了近两千块。我大包小包地流浪到一个便餐馆,吃一份色拉,再去下一个便餐馆,吃一模一样的色拉。我又横遭抛弃,我那么小心,下场还是一样。我绝不会再找佳士瓦,因为会有个同样落套的结局。黎若纳一次一次地解释:她从来没有抛弃过我,我只好瞪着她。她的抛弃过程漫长,一次一次来我和爸所居住的省城,外婆说:“让她死了这条心——她想见我们?除非伤疤长平了。”爸却偷偷地和她见面,听她睁着标致的眼睛说瞎话。爸把我从外婆那里偷出来,并不说我们去哪里,只是做鬼脸。他是一个让人心碎的可悲人物,从滥情的女人那里得到点情感渣子也是好的。黎若纳拥有十倍于正常人的情感,把它分成若干份每一份也是丰厚的,爸就这样想开了。爸觉得他得到的一份最多,还有什么可怨。爸管那种万念俱灰的心态叫“与世无争”,管他们万念俱灰的一代人叫“老知青”。爸手拉着十八岁的我去宾馆的七楼,按一下门铃,他扭头来对我胸有成竹地笑。他突然伸手把我额上几根乱发抹到头顶,再伸手把它们拉回来,匆匆摆出一个形态。门开了,门里的人看见我从爸的手里一抽手。那是一个陷阱,门里人和门外人一块为我设的。我逃不脱了,板着毫无血色的脸走进去。一个大客厅,地上摊着画、丝绸、话梅、一个男人。那男人在打电话,见有客人来也不从地上爬起来。爸说他晚上来接我。我和现在的吴川一样,拿出的姿态现在该叫酷:毫不动容,宠辱不惊。让黎若纳又是拥抱又是哽咽地去累她自己。她不管地上摊了多少东西,包括那个男人,把我拉到沙发上,说她在我这岁数没我这样秀气。她该看看她的手艺——我衬衫里那块从胸到腹的疤痕。她不管地上躺着打电话的人正说到了哪里,大声叫:“吴岱!看看,你看到少女的我了!”她的眼泪把脸上的红红蓝蓝化开了,我都害臊。

吴岱马上挂了电话,从地上爬起来:“啊呀!我好不像话,不知道贵客来了!”

老花花公子很精干,一看就是金子堆大的,也是玩大玩老的。爸这时站在公共汽车上,一手拉住扶杆,想他到底让黎若纳和我母女团圆了。老花花公子提议去吃午餐,城市唯一的上等人餐馆在外汇商场楼上。饭后黎若纳和吴岱逛着商场消食。首饰柜台前,黎若纳看到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珠子都含有七彩。要外汇?要外汇。她抬头看一眼老花花公子的背影,掏出庞大的钱包。我立刻把脸掉开,一个盒子贼溜溜地塞进了我手心,我脸滚烫,说:“我不要!我要这个干吗?”黎若纳耳语说:“女孩子大了,应该戴根项链。”我还是不要,眼睛瞪着她,让她看我没有这么好收买。她眼皮上的蓝色一翻,看了吴岱的背影一眼:“快收起来,别让他看见!”她做我的主,打开我的书包,把装着珍珠的锦盒硬塞进去。我羞恼得浑身无力,她把我变成了她的私房。你以为人阔到那程度就不市侩了?你错了。可怕的是她也把我拉进了这种市侩勾当。她给我的伤害已足够,没必要再来伤害一次。这样偷鸡摸狗的母爱,比所有伤害都深,因为它含有下贱和羞侮。

我给吴川打电话。我一共才拨过三次她的电话号码,手指头已经老马识途。吴川的口气已经是个芝加哥人,不冷不热,进退两可。真为了小纳粹和我生分?原来也没熟起来。两人都没掌握好亲热的进度,太急切地要把茫茫芝加哥的两个陌生女子变成手足。她叫我“姐”口齿含混,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称谓,已过早被她叫出口,不好收回去罢了。

我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东拉西扯。我说我在试穿新年大减价的剩余物资,问她要不要来拿几件衣服走。大减价的衣服号码不齐,让大胖子和小瘦子打扫战场。她说她功课太多,再说我的格调和她差那么远,号码合适也没用。又成了自作多情,芝加哥人最怕的一桩事。人们越来越谨慎,生怕把感情拿出来别人不要。芝加哥呼啸的冬天到处飘着没人要的感情。吴川为我买了那么一条典雅高贵的长丝巾,却要像弃物一样拿出来,还问:“你要吗?”为她自己的退路步步设防。原来她比我世故,比我明智。假如我们按那个“无所谓”的格调开展情谊,这时我不会抱着一头热的电话发呆了。吴川那边挂断很久了,现在线路上是电子合成的声音,教我如何先挂断,再如何重新拨号。她重复说:“请挂上电话。”中性的情感和情绪,最保险,最正确。那正确的声音就是吴川的延续。我赶紧挂了电话。

春节中国大使馆邀请两百多名中国人参加宴会,我得到两份请柬。吴川会和我一块去吗?我留了言。球踢在她那边了,她看着办。佳士瓦把球踢到了我这边。离宴会还有半小时,佳士瓦的球又踢过来。我脱口说:“想和我一块去赴宴吗?”“好极了,什么时候?”“半小时后。”我们约好在大使馆门口见,然后我便胡乱在脸上涂了点颜色。红灯很多,够我把睫毛液刷上,扫上眼影。停车场闹车灾,车子一寸寸往里爬,我可以刷腮红,勾唇线。堵塞继续下去,我的脸就可以化得谁也不认识了。车上了三楼,我兴致盎然地继续糟蹋自己的脸。佳士瓦果然大惊失色,问我要去哪里参加假面舞会。他的手已从裤袋里掏出雪白的手帕,递给我,表情是“请自重”。我大笑起来,说假如停车场再挤些,我就成功地把自己化成陌生人,从他眼皮下溜走。

他说:“你以为你不是陌生人?这一个多月,你我不就是陌生人吗?”

他动手来擦我眼皮上的彩虹。一个老手,很会摆布女人的脸。他把我拉到路灯下,往后退退,又上来轻轻擦几下。好了,他拉起我的右手。右手在他口袋里了,很温暖。右手最近恢复了一般的手的功用,那些老主顾订特殊服务的预约都让我回绝了。它决定洁身自好,为此刻能心安理得地给佳士瓦握?也许。大使馆门口挤了一大群中国留学生,一个红头发在人群里。我叫道:“吴川!”

她一个人,小纳粹呢?

我从佳士瓦手里挣脱,跑过马路。一辆车开过,碾在我拖在身后的阴影和魂上。我不知怎样已把吴川的手抓住,剎那间我明白了自己,为了能这样拉住她的手,我开始让我的手洁身自好。我不愿从那些不见天日的所在冒出来,面对她。我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她使我对那污七八糟的晦暗收入恶心透顶。

“你怎么才来?”她说,分寸感、距离感都好。

“你怎么不进去?外面多冷!”我说。我眼睛不去看她的一头红发,假如她一头绿发我也绝不评说。

“我没请柬呀。”她眼睛瞥一下穿过马路的佳士瓦。

原来她在等我带她进去。她收到了我的电话留言,接收了我的邀请,早早冻在冷风里等我。我呢,身边跟了个佳士瓦。佳士瓦什么也不明白,说他打听到大使馆发出三百多张请柬,却只有两百多个座位,被堵在外面的,等于拿的是误印的请柬。他建议我们去唐人街馆子,自己款待自己一顿。

吴川不愿意去,说她重感冒还没好,这时瞌睡上来了。

“你病了?”我问。她病了,才没回我电话?病得那么重,也不耽误她变成一头红发。我说:“真要命,你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感冒又不算病。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没感冒。”她淡淡地说。赶紧把距离拉开,别让我又把挺淡雅的事情给弄俗,我只好随她去。得好好学,才做得成姐妹。我和佳士瓦不勉强她一块去吃年夜饭了,开车把她送到家,热烈告别都免了。大年三十,黎若纳心很定:她女儿一定在和我热闹。吴川的红头发闪进玻璃门里,足够孤单了,还要把自己弄成另类。

天突然发邪似的暖起来,密歇根大街上出现了穿短裤跑步的人。才不到三月。人们坐在露天餐厅、咖啡店,芝加哥人最懂开好天气的洋荤。我和吴川也坐在露天餐厅吃三明治,不知不觉话就多起来。她穿一件银色的薄羽绒背心,A/X,最流行的款式。我说她的新背心好时髦,她说也就这一件还能穿,其他的丑死了,每次寄来都白寄。

她是指黎若纳给她寄的衣服,她不当心走漏了黎若纳对她宠的程度。宠她宠成心头肉吴老少爷都拥护,用不着咬耳朵、挤眼睛,偷情一样藏藏掖掖。十八岁受她那条珍珠项链的羞辱又来了。黎若纳也许又搞了什么花样,对吴川说:“可别告诉姐姐啊,我没有给她寄。”她会自我圆场地加一句:“好多年不见她,我不知她长什么样,寄了她会不喜欢的。”随着好天气来的好心情没了。我突然问:“一九八七年十月份,你是不是病了?”

吴川想了一会,摇摇头,说:“我怎么会记得?我才三岁。”

我说黎若纳那年九月从香港飞过来,下了飞机又返回香港了。

吴川想起了。她摔了一跤,把下巴摔破了。黎若纳赶回去,是要找一位缝合技术最高的美容医生给她缝伤口。我扳过吴川的脸,让她的脸全部在阳光里,然后我抬起她的下巴。我的右手,动作像个粗人。她本来给阳光刺得眯细了眼,我这一动,她瞥我一眼。我说:“那美容医生果然技术高超,缝得影子也没有。得付一大堆票子吧?”她头一摆,下巴从我右手的掌控中出去了。她觉出什么异样,看着我。我又说:“再贵也没关系,反正有个千万富翁的爷爷。”

我知道我此刻一副市侩腔,但我没办法。一个摔破的下巴就换来黎若纳当时的十万火急。我呢?濒临死亡的女病友都为我等长了脖子,等闭了眼睛,我的一张张“病重通知单”始终不能成为黎若纳的急事。

我的市侩还在于我沉得住气。马上就和吴川说这些我不是太小气?不就显出我和她争宠?难道我稀罕黎若纳的宠?我和吴川扯到别的事上,扯到我想去她学校当合同教员,挣半份薪水。她的学校在公开招聘教现代舞的合同教师,半工。我们一个汉语、一个英语地聊着,像许多中国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吴川高兴了,大声说:“那我下学期选修你的课!”

“那你逃学我也给你满分。”

“我再选佳士瓦的课,也可以逃学。”

“他没我这么疼你。”

“他疼你。”

我让她逗我,我不接话,一接扯到小纳粹又不欢而散。假如我告诉吴川,新年除夕他在厨房里企图用语言揩我的油,她会醒悟的。也许不会。拿出我们这些人的是非观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像遇着了大傻瓜。

“你为什么不和佳士瓦做情人?他还是有点性感的,在你们这个年纪的人里,他就不错了。”她一本正经地说。那意思听上去是: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死活都不性感,你就将就和佳士瓦混混吧。

我突然说:“没有爱情,做什么情人?”我改口讲英语。

吴川看着我,上唇有往上跑的意思,很想给我一句:“少肉麻!我们这个年纪都去电影院听那个字眼,去肉麻一下就出来。”

“你不爱璜?”

她一看没处逃遁了,只好陪我肉麻。她说:“你为什么和佳士瓦没有爱情?”

“我不知道,好像不是老有,你和璜呢?”

她认真地看着我,能让人认真看一会儿是极不易的事。大家都像为着什么事心虚,最怕认真地脸对脸、眼对眼。

我说:“上次我太武断了,不该说璜的坏话。对不起。”

她像被刺痛一样一缩。我的“对不起”刺痛了她吗?

我多想让她明白我是为她好。她说话了,她说:“我知道啦,我没生气呀。不是在听你的话吗?”

“我比你大十几岁,事和人多经历了十几年。”我一面说一面挑自己的毛病:太婆婆妈妈,太老气横秋。可我还是蠢巴巴地把话往下说:“就是学艺术,也有很多品行好的男孩子。”

吴川不说话,看着大街上心情灿烂的人们。再婆婆妈妈下去是自找没趣,可我停不下来,讲到茹比年轻时的荒唐。现在她老说自己只有三十岁,因为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彻底虚度。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我知道我已经说多了,又把“姐姐”的角色当了真,并且是古板而乡里乡气的“姐姐”。吴川的沉默越来越不祥,我装着兴致勃勃地跳起来,说:“哎呀,我忘了,我得去买双鞋!陪我去吧?”

她慢慢扭回头,看我一眼,看我是不是对劲儿,情绪怎么没个上下文衔接。

她是进了商场才跟我和解的。虽然她还是一句话没有,但我知道她跟我和解了。她看我试一双双古怪离奇的鞋,明知道我不会买,却在减价货架和我之间来回跑,为我拿来更另类的鞋。全是名牌,她的名牌学问一流。

我看她终于坐下来,找乐地蹬上一双矮靴,鞋尖可以做匕首,装饰得不够正派,风尘味很浓。她穿着它们在镜子前来回走,一头披肩红发,配那样的鞋,和她非常乖的脸蛋形成怪诞的效果,但她眼里全是得意。黎若纳不给她现金,老远地买衣服寄给她,就是为了她不成为此刻的风尘女郎。她打破了一小时的沉默,向我转过脸:“可惜这双鞋没减价。”

“哇!”我是代表小纳粹给她喝彩,“你喜欢吗?”

她做着鬼脸使劲点头,一个孩子敲长辈竹杠的样子。

这正是我的目的。她果真中计,把她对一场谈话的恶感给忘了。她本质上和小纳粹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真波西米亚,一个是让物质优越感给弄烦了,暂时的波西米亚一下。我抽出信用卡,替她买下那双艳情十足的鞋。又在化妆品柜台上,为她买了一系列口红。黎若纳的空缺,我全给补上了。黎若纳的缺席否决让吴川狂喜。

我和小纳粹看不见的争夺战就这样开始了。我花了一千多元让吴川成了一个贵族波西米亚。她挑选的东西乍看都是垃圾,但价钱是贵族的,一件看上去褴褛的仿皮外套价值八百元,反正黎若纳不给她穿什么,她此刻就买什么。她仗了我大造黎若纳的反。她把我的行为看成理解。出了商场她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变了,我成了她交换秘密的同龄心腹。她告诉我她的初恋、初夜。我故意不惊不乍,还心平气和地做些评点。她不断扬起眉毛,瞪着我,像是说:“原来你这么酷?早没暴露啊!”我说起疱疹、淋病像说扁桃体发炎和伤风。我说:“我认识的人里有百分之三十得过疱疹。芝加哥人用得疱疹作为代价,去消灭孤独。”

吴川又中计了,她说小纳粹也有疱疹。我的话证明小纳粹是对的:他也叫她不要歧视疱疹患者,因为他们在芝加哥人口众多。

我保持着镇定脸色,耸耸肩。我问她难道不怕传染,这个病很痛苦,她为了小纳粹就壮烈牺牲了卫生?我的嬉皮笑脸使她放松,告诉我小纳粹说买药很容易,网上就能买到,再说他不在传染期。我不断耸肩,表示不置可否,心里却恨不能把小纳粹给宰了。芝加哥的无头杀人案太多,死个像小纳粹这样的另类,大胖警察们顾不上管。

这个星期六是吴川最开心的一天,在芝加哥偶然发现了我这样一个密友。我把她送到公寓楼下,她眼里有那么多不舍。她忽然说:“我有很好的音乐,你要不要听?”这样她就可以哄我多陪她一会。十点多了,我陪她上楼,听她放音乐,又听她介绍音乐家。我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耳朵里还是她下午的话——小纳粹如何告诉她要亲善疱疹患者。黎若纳张开她的老母鸡翅膀,咕咕咕地护了她二十一年,然后把她给了疱疹患者去做病毒繁衍的温床。芝加哥的壮阔楼群中,有一个不设防的女孩,身上流着和我一样的血液。

吴川把我的心不在焉当成着迷,她说她就知道我会喜欢这盘音乐,她说我可以拿回家去听,这意味着她要给小纳粹打电话了。我告辞出来,一心想怎样把疱疹患者小纳粹给宰掉。

面谈很简单,就是要我比画一些现代舞蹈动作,再把表格上我填的内容核实一番。我穿了件高领紧身衫,可以把胸口上的疤痕遮掩起来。“舞蹈物理学?”面谈者讥笑地自语,“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我也没听说过。我来芝加哥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座艺术学院。”面谈者马上说:“我们这所学院很有名啊!”我说:“就是啊,我孤陋寡闻呀。”就他那点薪水也要贬低贬低我的学科。

面谈结束我和佳士瓦一块吃晚饭,在走廊里看见小纳粹。我忽然问佳士瓦:“你歧视得疱疹的人吗?”

佳士瓦一愣,皱皱眉。我这人可真卫生,在吃饭时挑起这样的话题。他问:“你有疱疹?”他找到我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了。

“我有的话你歧视吗?”我问他,眼睛却在和小纳粹进行瞪视竞赛。美国人相信一男一女不能对视三十秒,否则就要出问题。小纳粹肯定以为我想和他出问题。

佳士瓦说:“你真有?”

我咬住自己的提问:“真有的话,你歧视吗?”

“现在治疱疹的药很多,已经不是不治之症了。”佳士瓦告诉我,劝慰我别绝望。

“这我明白,我不是问你有治没治。”小纳粹已给我瞪败了,我目光不是他希望的色迷迷的。他看出我的恶毒,终于耷拉下眼帘。“佳士瓦,我是问你接受疱疹患者做爱人吗?”

“你太让我冷不防了。这得给点时间,让我好好想想。”佳士瓦说。

“你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他抹了抹络腮胡,掩饰紧张的动作。

“在你想的时间里,我们还见面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见面了。

“看来你是歧视的。”我笑笑,眼睛不放过他。好了,三十秒。

他说:“我不知道。你真有疱疹?”

“失望了?”

他一点胃口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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