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是怎样构成的；简单聚集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性的消失；群体被无意识因素左右；群体情感只会走向极端；群体可以英勇无畏，也可以走向犯罪。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是怎样构成的
一般而言，“群体”指的是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其民族、职业、性别，也不论他们是因何聚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来说，“群体”一词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比如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只有在这些情况下，心理学上所谓的“群体”就会表现出某些新的特征，它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体特征大相径庭。
神奇的是，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人在思想和感情上会全部朝着一个方向迈进，其自身个性消失殆尽，转而形成一种集体心理。无疑，这只是暂时的状态，但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新特征。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人会逐渐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我们姑且称之为组织化群体，也叫心理群体。组织化群体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形式，接受群体精神总规律的支配。
简单聚集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
毫无疑问，有一些人平时关系并不紧密，只是偶然情况下才聚集在一起，这并不足以让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征。比如，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显然是同时出现在公共场所的，但他们的聚会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他们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群体。若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就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掌握其本质。
自身个性的消失以及思想和感情迈向不同的方向，这是即将变成组织化群体中的个体的首要特征。有了这些特征之后，这些个人即使不会总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也可以被称之为“群体”。
举例来说，在发生国家大事等狂躁感情的影响下，大量原本毫无关联的独立个体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一个偶然事件，也能号召他们主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即获得群体行为的独特属性。有时候，仅五六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有时候，多达数千之众的偶然相聚也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有时候，整个民族的人很难聚集在一起，但在某些事件的影响下，他们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攻占巴士底狱》，（法）罗拜尔
1789年5月，国王路易十六迫于财政困难而召集三级会议，向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征收新税，第三等级在这种国家大事的狂躁影响下，纷纷要求限制王权、实行改革。6月，他们毅然决定将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在此事件的影响下，不计其数的巴黎人民主动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反封建君主的群体，并获得反封建群体行为的独特属性，于7月14日起义，并攻占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
群体心理的特征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获得一些短暂却十分明确的普适性特征。这些特征是由一些单个的特征相互结合形成的，并根据群体组成成分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精神结构。因此，心理群体就可以被分类了。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与同质性群体（即由相似的成分，如相同派别、等级或阶层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也会有一些共同特征；当然，它们还各自具备一些自身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差异。
不过，在我们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应该考察一下群体的共同特征，就像自然科学家研究问题一样。科学家们总是先描述一个族系里所有成员的共同特征，然后再考察那些个体的不同特征，看看是什么使该族系的种类之间存在差异。
我们很难对群体心理做出精确的描述，它的组织结构会根据种族和构成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而且群体的影响因素也在本质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当然，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困难。只有小说里的人物，才会保持性格终身不变，每天做着一成不变的事情。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人的性格，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变化。唯有不变的环境，才会造成不变的性格。我曾在其他作品中提到过，一切精神结构都可能因为环境的突变而产生巨大的改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原本都是那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的环境中，他们是心态平和的公证人、心地善良的官员；暴动时他们野蛮无比；而在暴动过后，他们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性，做回安分守己的公民。拿破仑就在这些人中为自己找到了最恭敬温顺的臣民。
在这里，我们没有能力对不同结构程度的群体做出全面的分析，但我们可以将精力投注于那些组织结构化已经基本完成的群体。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这个群体会演变成的样子，而不是它们始终如一的样子。只有在这种发达的组织结构化阶段，那些特定的、新生的群体特征才会保持不变，并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此时，集体的全部思想和情感中所呈现出来的改变，就会趋于一个明确的方向。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之前所提及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会产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些特征是很多个体所共有的，而有些特征只为该群体或该个体所独有，因而只能在这里看到。我们要研究的首要对象就是这些独有的特征，以探究它们的重要性。
群体中个性的消失
一个心理群体可以呈现出很惊人的特点，比如：无论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是谁，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否相似，他们一旦形成了一个群体，就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会趋向同一，并且会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截然相反。如果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在他们个人身上根本不会产生这些念头或情感，也不可能将之付诸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结构，当不同成分结合在一起时，就仿佛生成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形成一个新的生命体，从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并与单个细胞时所具有的特征颇为不同。
我的观点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有所不同。斯宾塞认为：在形成一个群体时，群体的特征是构成它们的个体因素的总和或平均。而事实证明，群体是会生成新特性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的反应一样，酸和碱相遇之后会生成另外一种新物质，而不是简单地相加或平均，新物质的特性与原有的酸或碱的特性也相去甚远。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体不等同于独立的个人，但是要明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却有些难度。
图为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斯宾塞的观点强调群体行动中的本性及行为的个体责任，支持“平等自由定律”，坚持认为每个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而做事。这一观点与本书作者的观点背道而驰，本书提倡的观点是，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中，不存在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而是会呈现出新的群体心理特征。
群体被无意识因素左右
如果我们要细致探究原因，首先必须了解现代心理学所公认的真理：无意识现象不仅存在于有机体的生活中，还存在于智力活动中，而且都起着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发挥着的作用更小。最细致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也很难找出支配个体行为的无意识因素。我们的有意识行为，是遗传影响下的无意识心理结构的产物。这个深层心理结构包含一代代传下来的种族的共同特征，也是这些共同特征构成了先天的种族特性。显而易见，在行为可以解释的因素背后，隐藏着很多我们未知的因素，而在这些因素背后，还有更多未知的因素等着我们去探索。我们大多数的日常行为，都是自身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秘动机的产物。
图为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开会的情景
国民公会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构。国民公会的个人成员之间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都不尽相同，他们当中的右翼为吉伦特派，左翼为山岳派，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被称为平原派或沼泽派，但是，他们一旦形成了一个群体——国民公会，就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一改以往的平和，做出一些惊人的壮举，如：宣布废除王权、成立共和国、判处国王死刑；颁布《1793年宪法》、《土地法令》、《革命政府法令》；平息国内叛乱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等。
无意识因素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特征。巧合的是，属于该种族的个体在这个方面是十分相似的，他们的差异主要是性格中有意识的方面——比如受教育的结果。就如同人们有着非常相似的的本能和情感，却在在智力上差异颇大。在人们的情感领域里，比如宗教、政治、道德和爱恨情仇，即使是最卓越的人才也不见得能比平民百姓高明多少。而在智商上，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可能就有着天壤之别，即使他们性格相似。
这些共同的性格特征会受到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而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些特征，才使得群体存在共性。在集体的气氛下，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因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噬，才让无意识特质逐渐占了上风。
形成了群体之后，其才智就变得平庸了，这就是为什么群体完成不了高智商的工作，只有个体才行。那些涉及到大众利益的决策，通常是由一群高智商人士组成的议会决定的，可即便他们的智商再高，这群人的共同决定也并不一定就比普通个体高明。事实上，群体中的他们只能用普通人的平庸智力来处理当下的工作。群体中累积起来的只有愚蠢，而并非天才的智慧。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群体，不会像常人以为的那样比伏尔泰更智慧，而是伏尔泰一个人要比整个世界更明智。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聚集了他们共同的普通品质的话，那么这只会导致更明显的平庸，而不是创造出新的品质。那新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有些因素对形成新特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是个体所独有的。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即便只是从数量上考虑，他也会感觉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让他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必须控制这些欲望。在群体中他很难约束自己，因为群体是个无名氏，不需要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如此一来，当个体处于群体中时，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荡然无存，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第二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传染现象，它不仅决定着群体的特征，同时还决定着群体所接受的趋向。传染很容易形成，却很难解释。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体在头脑混乱的情况下为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但惊奇的是，这种与个体天性完全对立的一种趋向，如果不是处在群体位置中的话根本不可能出现。
第三个要考虑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易于接受暗示。它决定了个体在群体中的独有的特性，而且与独立个体时的表现截然相反。这也是群体内部相互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若想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先理解心理学领域的最新发现。也就是，在某些过程或状态下，个体可能会丧失有意识的人格，而去遵从一些他人的建议或指示，尽管这一指示可能与他一贯的行为作风截然相反。最细致的观察可以证明：或许是因为群体发挥催眠作用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一些我们还不知晓的因素，长时间融入群体行为的个体，很快就会发觉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类似于被催眠师操控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完全麻痹，变成了受催眠师随意指使的一切无意识行为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殆尽，意志和辨别力也一去不复返。所有的情感和思维都被埋没在催眠师的指引下。
一般而言，心理群体中的个体也处在这种状态之中，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其实没有清晰的意识。他就像被一个催眠者一样，某些能力惨遭破坏，而另一些能力却变得异常强大。在某种暗示下，他会因难以抵抗的冲动而不计后果地采取某种举行。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的冲动更加难以抵抗。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有同样作用的影响，个体间相互碰撞爆发，使得其总体力量大大增加。而且即使在群体中拥有强大的定力与个性，也很难抵制那种暗示，致使个人根本无法逆流而上。他们充其量是稍作调整。因此，有时候只需要一句话、一个鲜明有煽动性的形象，就足以引发某个群体最血腥的暴行。
所以说，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盛行，群体的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迈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至于立刻能够把暗示的念头转化为行动，这就是组成群体中的个人。在群体中，个体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不再有独立思想的傀儡。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法）雅克·大卫
拿破仑·波拿巴成长的年代正是18世纪，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拿破仑热爱学习，阅读了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些作品对他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巨大影响，像催眠师一样，感染着他、暗示着他，以至后来他走上了革命的集体道路，成为群体中的领袖，在军界和政界崭露头角，一步步登上法国最高权位席。
群体情感只会走向极端
进一步说，就凭人类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人类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好几步。独立的时候，他也许是个文明人；群体中的他，却变成了一个野蛮人、行为受本能支配的野兽。他没有思想，残暴、狂躁，是被情绪和英雄主义支配的原始人。他甘愿让自己被各种言语和形象所煽动，而独自一人时这些言语和形象根本不会对他有任何作用。他鬼使神差的行为，与其自身的利益、以往的习惯完全相反。如果要对群体中的个人进行比喻的话，充其量是众多沙粒中的一颗，随时会被风吹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沙粒是否愿意——当然，它这个时候已经不会思考了。
群体可以英勇无畏，也可以走向犯罪
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我们才会看到陪审团做出了单个陪审员不会赞同的判决，才会看到议会实施着单个议员不会同意的法律和措施。如果孤立地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委员都是举止亲和的开明公民。然而，当他们集结成一个群体时，却开始孤注一掷地听令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在自己人中间也不假思索地草菅人命。
群体中的个体不仅在行为上与独立的自己有着惊人的差异，甚至是在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情感和思维就已经发生了刻骨铭心的变化。如此深刻的变化，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金如土；可以让怀疑论者变成支持论者；可以让老实人变成犯人；可以让懦夫变成勇士。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法国贵族在一时热情高涨的气氛下，竟然毫不犹豫地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事后让他们独自思考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赞成。
至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虽然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独立的个体，但是从感情和其激起的行为上来看，群体也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美好或更糟糕，这完全取决于环境，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仅仅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研究者的误解了。毋庸置疑的是，群体多是犯罪群体，但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群体。相比独立的个体，只有群体才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教义或理念而勇往直前；只有群体才会被荣誉和热情所点燃；只有群体才会导致十字军时代那样惨烈的场面、1793年捍卫自己祖国的英勇气概。毋庸置疑，这种英雄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是无意识的。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冷血的采取行动，那么世界史上这样的记载就会所剩无几了。
图为签署《八月法令》的纪念性浮雕
1789年8月4日晚，法国国民议会中的贵族议员诺亚伊子爵毫不犹豫地提出无偿废除封建力役、农奴制及其他人身劳役，一切封建权利可由公共团体赎买或付现金，或依据公平估价交换，全国都应按每人收入比例交税。当晚的提议于8月5日作为国民公会法颁布，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封建制的法令”，也即《八月法令》，这项法律大大限制了包括诺亚伊子爵在内的封建贵族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