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气、坏运气以及毫无运气：为感激一辩

要不是因为坏运气，我根本就不会跟运气二字沾上边。

——传统蓝调即兴重复乐段

在诸多哲学中，运气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通常，它与非个人的“机遇”观念混在一起。在声名狼藉的自由意志问题中，运气则与机遇一道被摒弃，在一切对于人类行动的解释中，都没有位置（因为它既不是原因也不是解释）。 在科学哲学中，机遇和概率，而非运气——它有着不可抹杀的价值成分——才是科学解释的实质。在伦理学中，它被尽可能有效地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开头用一个长句取消了运气问题。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诉诸运气。我们买彩票试试自己的运气。若中了奖，我们还会感谢自己的“幸运星”。我们常常认识到，我们只是靠运气避免了悲剧或灾难，尤其是在开车或驾驶其他快速交通工具时，因为毫秒之差就会有全然不同的结果。但我们这样诉诸运气显得空洞，似乎我们并不真的相信运气。不论有运气多好，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至少在运气好时是这样。相比之下，遭受厄运之时，我们的感觉恰好相反。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在阐释悲剧时碰到的那种熟悉的不对称。但是，无论好运厄运，运气都被怀疑是一个特别用来打发一切的观念，是更加实质性的解释出现之前的一个替代品。

众所皆知，康德否定了运气在他所谓的“道德价值”中的任何地位。他主张，善是无条件的，是一种“善良意志”，甚至（特别）在面临最可怖的不幸时也能显现自身。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明确把好运（各种表现形式）看作是幸福生活的基本要素。当然，他的写作针对的是一群出身显赫的贵族。但是，当要处理悲剧和不幸时，亚里士多德就像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样，又试图退回到一个哲学上无懈可击的立场上。苏格拉底称之为“灵魂的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德性”。 对于他们两个——以及此后的许多哲学家——而言，最终的逃避之所，就是思想的世界，过一种“沉思”生活。这样一种生活，无论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它的理想不会只有哲学的快乐。它还是一种减轻运气和生活对人的残酷性的尝试——这在晚期斯多葛派那里更为明确。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书籍的读者，通常生来就有着令人嫉妒的富有，他们的可能性和潜力，是那些与我们不平等地分享同一个星球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无法具有的。在极少的哲学反思时刻，我们可能口头上承认运气，但在行动和想问题时，似乎那些好运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有资格拥有的一样。1980年代德克萨斯州繁荣时期（恰好在1980年代德克萨斯大衰退前夕），一位达拉斯商人接受电视采访时称，“我要感谢仁慈的主让我在这样的时候长大，让我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但非常清楚的是，从他讲的其他话中可以看出，他既不觉得自己“幸运”，也不觉得自己要感恩，反倒是觉得自己负责任、聪明和踏实肯干。他值得拥有如此可观的财富，而且如他清楚表明的那样，他觉得没有义务与任何人分享这些财富。因此，成功的运动员也会礼节性地感谢上天赋予自己天资，但他们无疑会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靠的是长年的训练和特殊天分，他们的成功靠的是自己，而且也只是自己（或许还有他们母亲的一直鼓励）。这并不是虚伪，而是一种经过精心哲学编校的生活观。这种说法关注的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东西，和自己的功劳，但是忽略了那些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我们没有把世界或社会看作一项完全共享的事业，其中，一个人的天资确切地说是所有人的，因此奖赏要共享，每个人也不应过于看重自己的功劳。我们不认为，或许也无法认为，我们中有些人有天资、才能和资源，另一些人没有，完全只是运气而已。

区分运气和纯粹的机遇，极为重要。运气是个很人性化的观念，充满了希望、恐惧和悔恨。与之相比，机遇是一个与人无关的观念，纯粹是个概率问题。现代科学把世界简化为机遇问题，偏好“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量子统计学而不是经典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反，上帝（若存在的话）确实“在宇宙中掷骰子”。在生物学中，杰出的达尔文主义者、哈佛大学的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反对一切有着残余目的或目标观念的进化思想——简言之，即“适者生存”——反对让一切已然野蛮和毫无目的的自然选择过程具有一丝意义或方法的事物。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说，世界恰好就是发生情形中的一切事物，别无其他。但情形可以完全不同：没有理由认为世界非得这样而不能是别的样子。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说：“值得注意的，不是世界是其所是，而是它居然存在。”当然，维特根斯坦心中所想的是一幅更大的精神图像（尽管这幅图像从未进入到他的哲学中），但他这个直截了当的命题容易让人理解为现代人对纯粹机遇的主张。

我不会对量子物理学或最好的进化论吹毛求疵。问题是，我们无法这样来看待我们的生活。认为发生自己身上的事情纯粹是机遇所致，无从解释，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好坏，我们都是理性化的动物。但当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时，我们的现代科学态度就会完全瓦解。亚原子微粒会毫无原因地飞离是一个“事实”，对此，我们欣赏接受，听从物理学权威，毕竟，他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遥远的星系在某种程度上会自行爆炸，这种说法也不成问题，尽管我们可能会不经意地想象某一个遥远星系中的某个或某几个行星或恒星上可能有与我们没有多少不同的生命和文明。甚至认为生命在地球上的进化纯粹是机遇问题，也让绝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利害的人感到难以理解。实际上，甚至那些放弃了“目的论”并且承认人的存在与所有存在物一样是意外和偶然的人，也坚持认为我们的出现并非毫无目的。相信一切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机遇，意味着什么？请注意，在我们的心中，机遇观念很容易转向无意义这个概念，把生命以及生命中的具体事件无法解释，想成了生命以及生命中的具体事件毫无意义。实际上，我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已经把这两种思想融合为一个单一的论证，尽管最终的结论和结果截然不同。如果机遇是世界的规则，那么我们在哪里寻找价值、意义，以及反思我们自己生活的适当方式呢？

与之相较，根据运气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即便难于解释，也会觉得它有意义。在这里，清楚区分运气与命运也很重要。这两个词常常混淆在一起，即使它们具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意思。运气指的是一个无法进一步解释的事件：硬币掉下来，是正面还是反面朝上；随意地挑选一个数字或一张卡片；电台随机拨打的问答游戏。种种情形在理论上可以有解释，也可以没有解释。（若对硬币的表面和重量分布、“抛”硬币的精确扭力、硬币表面的距离和性质加以微量分析，就有可能对抛硬币的结果有一个充分的说明和精确预测。硬币与量子不同，它仍遵循决定论法则。）但就实际目的而言，这种解释的可能性要排除在外。硬币的这一面或那一面朝上，纯属机遇。一个人若刚好赌到具体的结果，那是他的运气（好运气或坏运气）。在运气相关的范围内，并不要求进一步的解释（无论是否有这样的解释）。

但是，命运却能提供一个解释，即使会有些空洞。（“命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认为硬币掉落时正面朝上（我赌的那一面）是命运，和认为硬币掉落哪一面朝上是恰好符合我们偏好的机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命运“意味着”就是如此，而且“必定”如此（与机遇中的概率以及运气涉及的不确定性完全相反）。还可以说，为何如此是有某个重大理由的，它或与功劳有关（“我理当获得”），或是与世界中的某些较为微妙的力量有关（“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征兆”）。命运必定是某个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尽管它的解释价值可能微不足道，但传达意义的能力却非同寻常。那些相信“没有什么事会无故发生”的人，必定过着一种异常丰富（或许也会负担过重）的生活。但是，如果命运令生活丰富，那么运气，或者说过于看重运气，就会贬低生活，这不只是说那种病态的赌徒生活中唯一的企图就是“中个头彩”，也包括更有哲学性的那些科学型人物，这种人坚持把一切问题看作机遇问题，因此认为寻求意义又傻又天真。

有时，运气和命运是对同一事件的两种可选择的解释。比如，两个人在火车上偶然相遇、聊天、喝咖啡，后来又相约共进晚餐，恋爱。说这是运气，就是说这是件好事，可没有什么理由可讲。它就这么发生了。说这是运气，就是说不存在相应的解释。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把这种看似机遇的相遇当作命运。导演克劳德·勒鲁什（Claude Lelouch）执导了一部影片（《此时吾爱》【And Now My Love，1975】），叙述了世界两端的两个家庭的三代人如何慢慢地相聚在一起的，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幕——两个家庭的孙子辈在飞机上“碰巧”相遇为止。这个故事的浪漫之处在于，那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从其他方面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在电影中被安排得像是注定好了的。这种叙述就是命运，不是运气。

命运依赖于这样的叙述。不过，真相当然是，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浑然不知中行动的。通常，我们的行动可能在某个更宏大的故事中举足轻重，但我们却无法意识到那个故事是什么。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巨著《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就将其主角设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角色——但这个主角却对自己的重要性毫不知情。在我们的有限视野里看似运气的东西，在更大的故事里，可能就变成了命运。可无论怎样，这种更大的图景（绝大部分）都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一件事情的发生，无论是出于运气还是命运，都不取决于我们。这就是我们倾向于拒斥这两种观念的原因所在。我们把运气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并摒弃命运，因为运气让我们无法完全为自己的行动邀功，而命运甚至剥夺了我们更多的东西。我们喜欢去计划，而且设想自己在规划未来。如果发生的事情已经为我们计划好了，那计划还有什么用呢？

不过，再次把运气和命运引入哲学，至少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那就是重新考虑感激的意义。运气、命运和机遇极为有趣地提供了不同的世界观。根据纯粹的机遇来看待一个人的好运，就扫除了去感激或感恩的义务感。与之相比，根据运气来看待一个人的好运，就会或应该有感谢的意思在里头。然而，若根据命运来看待一个人的好运，就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之下了。或许，“感谢”在这里不是个恰当的用词。命运可能无法充分人格化，让人有必要对它感激或感恩。（命运业已注定的性质可能会使这些态度在任何情形中都显得有点怪。一个人不必对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事情表示感激。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或者，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一个人才会有感激之情。）我想要说的是，感恩或许是对生命悲剧的最好回答。奇怪和不幸的是，我们总是认为生命中的福佑理所当然——或者坚持认为我们理应得的——可在生命中碰上坏事时却很不快，似乎我们不该遭遇它们一样。正确地承认悲剧以及生命的悲剧感，并不是对诸神或宇宙挥舞着“不屑和挑衅”的拳头，相反，而是像克尔凯郭尔在宗教语境下写的那样，是“屈膝跪下”表示感激。不过在我看来，是否有这样需要感激的上帝或诸神，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且有意义的是去感激，为了生命本身而感激，至于感激的对象则可以是任何人或事。

我们的文化和哲学家不谈感激，而总是代之以博弈论的精明算计和互利、抽象的平等和机会平等概念、最少历史性的权利资格主张，以及最粗俗无情的理性化：“他为何不能像我一样（或像我可以的那样）摆脱困境呢？”我们毫无感激，只有对原初立场和虚构的社会契约的抽象建构。甚至在最为基本的存在论层面，我们似乎都更愿意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依赖于他人，要为自己生命中的有利地位表现出适当的感恩。

在前些年的一个研究中，波士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舒拉·索莫斯（Shula Sommers）发现，美国男人尤其觉得感恩是最令人不快和丢脸的情感，甚至比恐惧还糟糕。原因不难理解原因。因为感恩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事实上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的好运应归功于他人，尤其是运气。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角度去思考，某人想变成此刻地球上任意一个人的话，那这人很可能生来贫困、营养不良、愚昧无知，并且生活在饥荒、内战、严酷的独裁统治之下，没有任何真正的希望或可能的出路。我们没有落入这样悲惨的生活，也没有早早死去，无论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最终都是运气所致。尽管我们在抽象层面会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似乎无法与之共存，更别说将生活建立在这个令人深深不安的认识之上了。若我们所有的成功甚至健康和天赋都要归功于运气，那我们会亏欠什么和亏欠谁呢？这里正是命运——和上帝——伸出援手的地方。可这样的话，若我们知道而且确切知道“若非上帝恩典……那个人就是我”，我们怎么可以忍受他人身上的不幸？反过来说，假如我们知道且确切知道“事情就是这样”，或者必定如此发生，或者上帝命定如此发生，或无论情况是什么，我们实际上已经极其……幸运了，那么，我们又会以何种不同方式如何去理解自己的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