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的俄狄浦斯：悲剧之死

既然人完全是偶然，又显然什么也不能预见，为何还要恐惧呢？不如什么也不想，轻松地活着。

——约卡斯塔（Jocasta），《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

悲剧究竟怎么了？尼采比对着古希腊人的卓越光辉，向自己的德国文化——瓦格纳、歌德和叔本华的文化——提出了这个问题。 人们遭受的苦难并没有大大减少。尼采亲眼目睹了战争和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疾苦。不过，他看到的是战争非人化的萌芽、疾病在医学上的制度化以及日益琐碎的合理化，那是他那个时代面临的命运。尼采的问题是，当今的时代如何且为何会丧失悲剧概念、悲剧经验，丧失掉那种激发我们意义感和敬畏感的深深失落感，却让我们依然沉湎于琐屑的怪罪倾向。

尼采指责他的德国同胞丧失了深刻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悲剧观念。他特别指出，他的同胞们宁愿沉迷于当时的浪漫情节剧，也不愿面对生活的苦难（和快乐）。在今天的美国，浪漫情节剧并未销声匿迹，不过它已经被一种更强烈的幻象掩盖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英语国家的电视观众最熟悉的场景，莫过于那些情节曲折且结局皆大欢喜的法庭剧，或好人骑着马奔向落日（或回到他或她的银河系）的西部片。当然，总是有专为电视制作的故事片，比如每周都会推出的讲绝症或虐待小孩的电影。但是，尽管我们会被他人勇敢面对令自己害怕的事件和疾病这种故事所吸引，但这并不指向悲剧感，反倒与之疏远了。屡见不鲜的是，绝大多数这种肥皂剧都会有个坏蛋，一个可以怪罪的人，即使那个勇敢的受害者最后（如设计好的那样）屈服了，作为补偿，坏蛋也会得到应有的报应。皆大欢喜的结局与浪漫剧一样，正是悲剧的对立面。人们常说（比如柏拉图的《会饮》），悲剧的反面是喜剧。错了。悲剧的反面是媚俗。

今天，悲剧的问题已没人再提起，甚至在学术界也是如此。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症状。仿佛我们已经超越了悲剧，仿佛悲剧观念只在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亚时代才有其奇特的适当性，但如今，它已不再是谈论人类境况的适当方式。当然，我们不难承认，“悲剧”依然存在，糟糕的事情仍会发生——孩子在自行车事故中意外身亡、两个少年因他人醉驾被撞身亡、一位年轻女性在事业巅峰时死于癌症，阿富汗一座城市被地震夷为平地，死亡数千人——然而，即使如此，悲剧观念仍被遮蔽了。悲剧依然是他人的，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去完成毫无根据的解释和合理化。相较而言，亚里士多德坚决主张，悲剧之所以会感动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在情感上认同悲剧英雄。此外，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看待与他人相关的悲剧，会容易认为它们毫无意义，只是运气不好，完全不能算是真正的悲剧。完全忽视——保持距离——是一种很有力的哲学工具。

但是，这个工具可以有多种用法，并非每一种都很简单。想想亚里士多德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故事的分析吧。这个悲剧广为人知。俄狄浦斯在出生之际就被预言会犯下人能想到的最大罪恶，即杀父娶母，如今它虽然变成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个场景，但仍足以颠覆“家庭价值”的圣洁。他的父母也不是傻瓜，决定除掉这个婴儿，而且在一个允许必要时可杀婴的社会里，这样做并不难。他们把小俄狄浦斯交给一位仆人，这位仆人又把小俄狄浦斯交给了一位牧羊人，这位牧羊人没有遵守指令把小俄狄浦斯遗弃在山上等死，而是把他交给别人收养。像大家知道的那样，他的养父母是国王和王后。（俄狄浦斯是一个极其幸运的孤儿。）但他也听闻了原来的预言，于是很有责任感地离开了“父母”，前往忒拜城。在路上，他杀死了一个人（猜猜是谁？），随后在经历一连串的冒险后（包括与斯芬克斯的精彩对答），抵达忒拜城，并且娶了新近丧夫的王后，成为忒拜城的国王。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忒拜城受到了诅咒。贤明的先知被派到各地寻找原因（那时与现在一样，什么事发生都要有一个理由）。其中最贤明的先知提瑞西阿斯（Tiresias）很快就明确了真相，但他没有跟国王讲，原因很明显。实际上，他给出的贤明建议，包括宫廷里其他所有人的建议，都是不要追究了。但是俄狄浦斯关心忒拜城的安宁，他决定自己去追究诅咒的缘由，最终发现原因就是他自己及其不可宽恕的行为（尽管是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做出的）。因此，整部剧就是俄狄浦斯旷日持久的痛苦觉醒：是他自己“污染”了忒拜城。当然，观众们在走进剧场前就明白了这一点，可是这部剧为何还会如此“净化灵魂”、激动人心呢？

希腊人显然感到了怜悯。但美国人却常常感到不自在。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巨著《诗学》中概括的那样，俄狄浦斯的悲剧事实上是我们所有人的悲剧。俄狄浦斯是“代表了共相的殊相”，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的国王。然而，自那以后，评论家都力图把俄狄浦斯和他的悲剧孤立起来，想说明为何它不适用于我们每个人。他太笨了。他太固执了。他太不负责任了。却忽视了我们自己也常常不负责任、愚笨和固执。当然，他是位国王，生活在一个仍相信诅咒、预言和命运的世界里。但我们没有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那么来个一厢情愿的逻辑飞越，我们自然没有生活在悲剧的世界中。

尽管亚里士多德大致有这样的主张，但他也采用了一种远观的策略，让悲剧显得更容易接受。在他的《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悲剧理论，如今刚会读写的学童学的就是这个，即“悲剧性缺陷”理论。根据这种“悲剧性缺陷”（hamartia）理论，俄狄浦斯——以及其他悲剧英雄——都有某种重要的恶习，或者说，至少有某种算不上德性的特质，决定了他的命运，使后来的悲剧多少变得难以避免。事实上，这里的“多少”极为重要，悲剧（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命运）在何种程度上确实是不可避免的，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可由人控制受意志干涉的，这无论对于亚里士多德还是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是，更直接的问题是，悲剧本身是否可以追溯到缺陷，或者说，是否必须要有这样一种缺陷。

确实，俄狄浦斯不是完人。但他的不完美实际上表现为什么，则取决于观众的看法。在我们看来，他当然过于傲慢，可他毕竟是古希腊的国王，而那是个暴君多如钱币的时代。他的确固执，可这种固执难道不是为了寻求真相吗？这种在城邦安宁的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固执，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的德性、好领袖的德性，而非一种恶习或缺陷吗？即使结局痛苦也要追求真相，难道不是在别的情况下我们所谓的勇敢吗？一百多个世代的真理追寻者们都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就是因为他宁愿坦然赴死，也不愿背叛心爱的哲学。那我们以及亚里士多德（由于柏拉图的关系，他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徒孙）为何认为俄狄浦斯的固执是一种“缺陷”呢？因为俄狄浦斯的情形不同于苏格拉底，他的缺陷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灾难。苏格拉底成了殉道者，成了名垂青史的英雄。而俄狄浦斯，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说，则成了“世世代代怜悯的人。”我们其实不在意谁是英雄谁是殉道者，只要他们与我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就好；但是，即便一度被称作“英雄”，悲剧的受害者也不是殉道者，因此，他们的悲剧必须有所解释，被消解掉。他们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们有性格缺陷，这个观念对我们而言极具吸引力。它意味着那些人理应遭受这一切，虽然想想，也会觉得他们所遭受的惩罚确实太过了。

就像处理恶的问题有诸多方式一样，分析俄狄浦斯也还有其他方式，而且其中有些还未被尝试过。比如，有一种古代观念——现代人对此不再熟悉——认为，人的命运是继承而来的。最初应得的诅咒，可能会传给子女。俄狄浦斯自己之所以受到诅咒，就是因为他父亲拉伊俄斯（Laius）的罪行，安提戈涅受到诅咒，则是因为她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尽管她自己没有犯下什么罪行。实际上，安提戈涅的例子很深刻，显然处于亚里士多德的一般化分析之外，因此她（以及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成了同样具有竞争力的悲剧理论典范，其最著名是黑格尔在十九世纪早期的阐述。根据黑格尔的理论，悲剧的受害者根本不需要有缺陷，而只是陷于相互冲突、对立的力量之中。安提戈涅身陷于埋葬亡兄的古代“神圣”义务与不准埋葬亡兄的国王的绝对命令之间，无法逃脱她的命运，不过尽管如此，她仍做了自己（以及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因此，黑格尔力图摆脱的是亚里士多德以“怪罪受害者”来解释悲剧的古典进路。

然而，距离机制仍存在于折磨着悲剧人物的“命运”观念中。安提戈涅的死已经由命运和她父亲注定，而俄狄浦斯同样也因他的父亲拉伊俄斯而在劫难逃，他父亲犯下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虐待儿童罪，而且极其严重。因此，父亲的罪降临到孩子身上，悲剧若不能用个人罪行和责任来解释，那就要根据命运和特殊的家庭史来解释。相比之下，我们不相信命运，无论如何，我们自己不会被诅咒、受命运摆布。再一次，我们这样做的目标就是把自身排除在外。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愿意相信俄狄浦斯和安提戈涅是例外，而我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