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英国摇滚天团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推出长篇概念专辑《墙》（The Wall），这套唱片后来在全世界足足卖掉三千多万张，成为一代经典。专辑里一首带着强劲迪斯科节奏的摇滚曲横扫全球，歌名是《另一块砌墙砖，第二部》（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借孩子的口吻向僵固、威权的教育体制提出控诉：
我们不需要教育
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
课堂上不要阴险讽刺
老师啊，放过孩子吧！
喂！老师啊！放过孩子吧！
到头来，你不过是另一块砌墙的砖
歌曲后段，一群孩子的声音齐齐扬起，把整首歌再唱一遍，其悲其壮，过耳难忘。三年后，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也起用了儿童合唱团去唱那悲壮悒郁的词句，我总怀疑是平克·弗洛伊德给他的灵感。
一九八二年，导演艾伦·帕克（Alan Parker）把《墙》拍成电影，变成一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MV。以台湾当年的电检尺度，这部反战、反威权、反体制，还穿插性爱和嗑药情节的作品，肯定无缘在戏院上映，却不能阻止它以录影带形式广为流传，成为“地下经典”。有很长一段时间，观赏《墙》简直成了八九十年代台湾文艺青年的“启蒙仪式”—那年头，谁弄到一卷珍罕的录影带，常会呼朋引伴到家里同看，我初次看《墙》，便是一个那样的场合：母亲弄到了那卷录影带，约了朋友来看（记得片名还被翻译成很杀的《叛帮迷墙》），那时候我大概才小学六年级，也蹭在大人后面偷瞄。片中唱起《另一块砌墙砖》的段落，戴上面具的孩子们排成一列，踏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输送带，一个个掉进机器里，变成一截截碎绞肉，从另一头吐出来。那惊悚的画面、阴惨的旋律，着实把我吓坏了，害我做了好几次噩梦。
二○一二年八月十九日，我在香港亚洲博览馆看黄耀明、刘以达的传奇组合“达明一派”重聚演唱会，意外和这首平克·弗洛伊德的老歌重逢—“达明”早在八○年代便是歌坛异数，从不怯于探讨现实议题，擅长以政治、历史、社会、性别题材入歌，他们的作品反映了香港不只一个世代的集体记忆和社会变迁。“达明”乐风之锐意求新、主题野心之大之深、影响幅员之广，在娱乐至上的香港乐坛，在在是空前绝后的异数。
时值立法会改选前夕，当局着手强推“德育及国民教育”争议不断升高，社会充满山雨欲来的压抑和焦虑。博览馆的舞台上，“达明一派”火力全开，演唱会简直变成了一场全方位的“公民教育课”。现场投影的视觉素材和歌曲内容呼应，触及港英历史、反核环保、同志平权、教育政策……那些二十多年前写下的歌，竟在这个时代犹能体会出全新的意义，字字句句都和当下的现实扣合。
就在这场演唱会，他们翻唱了《另一块砌墙砖》。站在黄耀明身后合唱的，是二十几位中学生，他们是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成员，平均才十五六岁，然而战力不可小觑：三星期前，他们刚和各界团体一起组织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的大游行，号召了足足九万人上街。
同学们唱着唱着，纷纷拿出红领巾蒙上眼睛—红领巾是共产党“少年先锋队”的标志。这蒙眼的动作，让我想到中国摇滚先锋崔健的名曲《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
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
一九八九年之后，崔健弹唱这首歌，总会用一块红布蒙上眼。当他在中段拿起小喇叭，吹出抑扬宛转的独奏，每每满场泪下。那时候，这些孩子都还没出生呢，不知道他们可曾听过这首歌？
唱到最后一遍，孩子们纷纷把蒙眼布扯下，高高举起。歌至最后，他们扔弃红布，双手向前交叉，比出“反对洗脑”的手势，乐声戛然而止。全场一万四千名观众全数起立，疯狂欢呼鼓掌，久久不歇。
一个多星期之后，这群“学民思潮”的孩子在政府总部架起帐篷“占领政府”，并有三人宣布绝食。两天后，四万人集结现场声援，各界人士纷纷加入绝食，大专院校发起全面罢课。到了九月七日，足足十二万人身穿黑衣到政府总部集结抗议。这次官员不再提什么“沉默的多数”了，特首梁振英终于在立法会投票前一天，紧急宣布取消“国民教育”原订的三年开展计划，但未承诺撤回—人潮散了，故事还在继续，抗争并未终止。
但愿那被扔掉的蒙眼布，不要再被谁捡走了。
二○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