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

莉莉安?斯莫

塞尔娜是老年痴呆症日托中心的一名看护。在鲁宾还走得动路的时候,我常送他来这里休养。塞尔娜的丈夫卡洛斯也是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因此她常用这个病症的开头两个音节“艾尔”来简称她丈夫的病情,就好像这个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样。每天早晨,当我和鲁宾到达日托中心的时候,她都会问我:“莉莉,你觉得今天艾尔会干点什么?”然后她会挑出一件艾尔“让”卡洛斯做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讲给我听,比如他把她所有的鞋子都用报纸包起来了,以免它们着凉,或是他把自己每天来日托中心休养形容为“来上班”等。她甚至还以这个为主题写过一些文章,发表在自己的一个名为 “艾尔、卡洛斯和我”的博客上,并因此得过几个奖项。

也许是受到了她的影响,我也开始习惯于称鲁宾的病症为“艾尔”。我想,这么做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就好像那个真正的鲁宾还存在于他心底的某个地方,正在伺机等待从艾尔手里夺回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似的。我知道,这么想并不理智,但它起码能够让我不再去抱怨鲁宾浪费了我们说好要一起安度的晚年。于是,艾尔便成了他的替罪羊,也就成为了我每日咒骂的对象。

几年前,为了搬到费城去与女儿同住,塞尔娜不得不把卡洛斯送进了一家护理机构。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联系。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想念大家在日托中心里度过的日子。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够找到真正理解我遭遇的人。我们经常会拿患病的配偶或父母做出的疯狂举动来开些善意的玩笑。记得有一次,我讲了一个有关鲁宾非要在裤子外面套上四角裤、就好像要去试镜老年版超人的故事,塞尔娜听了之后笑得前仰后合。我知道这并不可笑,但笑往往是疗伤最好的药物,难道不是吗?要是你连笑都笑不出来,那就只能哭了。所以,我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到内疚。

随着鲁宾病情的加重,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扶着他散步去到日托中心了。即便如此,我也从没有想过要把他送到养老院里去。这不光是费用的问题。我自己就曾经在养老院住过,那里面的气味实在是让我忍无可忍。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要自己想办法照顾他。我懂事的萝莉一有空便会过来尽其所能地帮我分忧解难,在我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可以请贝琪和中介介绍的保姆过来帮忙。不过,我不怎么找中介,因为他们的人员流动性太大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个派来的会是什么人。

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每天能够勉强度日我就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听说,有些老年痴呆患者会得妄想症,尤其是在他们丧失了辨认人的脸部特征的能力后,总以为家人或护工想要囚禁他们。好在鲁宾向来都很平和。除此之外,他也不喜欢四处闲逛,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不会想要到外面去走走。鲁宾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不过,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只要他看到我的脸、听到我的声音,便会逐渐恢复冷静。唯一不如意的是,他总是做噩梦。不过话说回来,他从年轻时起便一直都是个梦想家。

我挺过来了。

而且我有着属于自己的珍贵记忆。

鲁宾和我是幸福的。有多少人的婚姻能真的做到这一点呢?萝莉过去常订的一本杂志上曾经写道,伴侣间最完美的关系就是视彼此为挚友(哦,我是多么讨厌这个词呀!挚友,听上去可真有点冷血,不是吗)。我和鲁宾就是这样的“挚友”。自从小萝莉出生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完美了。我们像所有正常的家庭一样相亲相爱,循规蹈矩地过日子。每天晚上,我们全家都会围坐在一起吃晚餐(虽然鲁宾不信教,但我们还是保留了过安息日的传统)。鲁宾是个好丈夫,同时也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在萝莉离开家去纽约上大学后,我曾经一度患上了空巢综合征,精神状态总是萎靡不振。为了缓解我的情绪,鲁宾出乎意料地提出要带着我开车去得克萨斯玩,还说要和我一起玩遍那里的大城小镇!患病之前,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每当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总会开着玩笑安慰彼此说:“至少我们还去过巴黎和得克萨斯。”

不过,即使在老年痴呆症夺走鲁宾的活力之前,我们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谁一辈子不会遇到点磕磕绊绊的事情呢?萝莉在大学里突然变成了失足少女,而我的乳房里则被发现长了一个肿块,鲁宾的母亲又和她在佛罗里达认识的那个年轻男人之间产生了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不过,我们全都手牵着手熬过来了。

当萝莉告诉我们她怀孕了的时候,是鲁宾提出要搬到布鲁克林去的。他大概看出来了我是多么担心萝莉无法一个人抚养孩子。那时候,萝莉的事业刚刚起步,是最需要家人支持的时候。我至今都还记得,当她邀请我们去看她在纽约时装周的处女秀时,我们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尽管台上许多的模特都是男扮女装,让鲁宾大跌眼镜,不过我们也不是思想那么保守的人。而且,鲁宾热爱纽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人。早在他还是一个代课老师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外出旅行。所以,到处奔波、四处为家的生活状态对我们来说不足为奇。“莉莉,让我们逆流而上,搬到城市里去吧。”实际上,对于鲁宾来说,住在哪里并不重要。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书虫。不管是虚构类小说、纪实类小说还是历史书,他都爱不释手。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书房里,因此住在哪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不是吗?这也是艾尔的阴险之处,因为老年痴呆症第一个夺走的,便是鲁宾阅读的能力。为了不让我担心,鲁宾一直都不敢让我知道他的病情。现在,每当我想起他坐在床上假装翻着书页,却一句也读不下去时,就会觉得很心痛。在他被确诊后的几个月里,我逐渐发现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在他的内衣橱里,我找到了一沓索引卡片,上面写满了他的备忘录,其中一张上面写的竟然是“鲜花”。我的心都碎了。四十五年来,他每周五都会为我买一束花,从没有间断过。而现在他却需要把买花这件事写在纸上来提醒自己。

对于要搬到萝莉那里去,我其实有点紧张。这倒不是因为我不想离开家,毕竟鲁宾和我都不善交际,而且我们仅有的一些老朋友也纷纷搬回佛罗里达去过冬了。虽然我们已经卖掉了位于弗莱明顿的老房子,但由于当时房市不景气,所以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因此根本就买不起公园斜坡或者布鲁克林高地那一带的房子,更别提是租住了。萝莉居住的区域人员混杂,虽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社区,但是附近还住着很多多米尼加人。鲁宾一看到他们就满心的不痛快,这也许与他的东正教背景有关吧。萝莉千辛万苦地帮我们在公园附近找到了一间不错的小公寓,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她在贝里街的阁楼公寓。我们的隔壁邻居岁数比我们还要稍大些, 女主人名叫贝琪。我和贝琪一见如故,并一直相互照应着彼此。我们都十分热爱做针线活,贝琪尤其喜欢做十字绣。除此之外,我们还总是经常一起看电视。起初,鲁宾对她老来我家打扰感到颇为不满,加之贝琪又是个烟鬼,他对她就更是缺乏好感了。不过,倒是贝琪介绍他到成人教育中心去做志愿教师的。当然,他在患病后不得不放弃了那份工作。当然,关于辞职这件事,他也瞒了我好一阵子,还总是找一些类似于不想出门或是想帮我照顾鲍比之类的理由来搪塞我。哦对了,当鲍比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照顾他简直就是我最大的乐趣!那几年里,他就是我们全家生活的中心。萝莉每天早晨都会在上班之前把他送过来。若是天气晴好,鲁宾和我便会带着他去公园散散步。他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惹人喜爱,而且非常的聪明。虽然说只要有他在我们便会手忙脚乱,但他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道阳光!

鲁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只有七十一岁。而对于他的病情,我一直都在向萝莉隐瞒,想让她以为鲁宾是因为岁数大了才变得古怪了起来。可她一点都不傻,还是通过鲁宾的健忘和胡言乱语看出了端倪。

记得就在鲍比两岁生日的那天,我做了萝莉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和鲍比一起围坐在蛋糕边准备吹蜡烛。不料鲁宾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别烧到孩子,别烧到孩子。”然后就无所顾忌地大哭了起来。于是,我终于不得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萝莉,说鲁宾早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被诊断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萝莉当时吓坏了,还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但是她事后对我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妈咪,我们一定会熬过去的。”

我很内疚自己还得让她来帮我分担这份痛苦。我们搬到这座城市里来本是想帮她照顾鲍比的,现在反而轮到她来照顾我们了。从那以后,虽然萝莉既要工作又要照顾鲍比,但一有空就会来看望我们。鲍比当

时年纪还太小,并不知道外公生病了,好在鲁宾的奇怪言行对他好像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

哦,埃尔斯佩思,在我听说了鲍比还活着的消息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为自己不能够马上飞到迈阿密去,好好地陪在他的病床边而感到深深的自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地痛恨老年痴呆症,痛恨它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夺走了鲁宾。我不是想要博得别人的同情,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比我的境况还要差。但我仍然忍不住去想,这接踵而至的灾难似乎在惩罚我做错了些什么。先是鲁宾,接着是萝莉,那么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时间飞逝,我已经记不清楚日子是怎样一天天过去的。家里的座机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报社记者和电视台的人打来问东问西的。最后,我不得不停用了座机电话,改用萝莉留给我的一部手机。可他们不知怎么又弄到了我的手机号码。

每天,我只要一出门,便会被无数台的照相机包围。那些记者不厌其烦地问我:“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你是否一直都有预感鲍比会活下来?”他们还想知道鲍比近况如何,治疗的效果如何,以及他最近吃了些什么,何时回家,诸如此类。他们还央求我给他们提供一些鲍比和萝莉的合影。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找到了一张鲍比第一天上学时的照片。我怀疑是莫娜给他们的。虽然我从没有站出来质问过她,但我知道,除了她不可能再有别人会有那张照片。哎,更别提好莱坞的那些广告商和制片商了!他们居然想要从我这里购买拍摄鲍比生平故事的版权。他才只有六岁呀!不过,钱并不是我考虑的问题。虽然少女航空公司在事发后便破产了,但至少保险公司还是会支付保险金的。萝莉生前的生活虽不困难,但也并不富裕。她本想用自己的积蓄给我和鲁宾在佛罗里达买一间房子的。不过我们现在也用不上了,不是吗?

实际上,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来看热闹的。还是有很多好心人给我们留下了礼物或者寄来了信件,尤其是其中一些同样曾有过丧子经历的人写来的信件,让我读起来更加感同身受。最后,我不得不停止阅读那些来信,因为它们让我的心都碎了,我实在是承受不起。

在事发前,鲁宾的妹妹从来也没有来照顾过他一天。可现在她却一天三通电话地来关心我准备怎么为萝莉准备后事。可是,我可怜的小鲍比还躺在迈阿密的医院里,我哪还有心思去管那么多呢?幸亏当时所有的航班都禁飞了,不然他妹妹肯定会飞过来插上一脚的。

上帝保佑贝琪,事情刚发生的那几天里,是她承担起了照顾我们老两口饮食起居的任务。除此之外,我家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进进出出,这其中既有好心的街坊四邻,也有鲁宾在成人教育中心教过的学生,还有萝莉的大学同学。他们不论是黑人、拉美人还是犹太人,都纷纷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不过,红十字会的顾问夏尔曼还是会时常帮我留意,以防其中有伪装的记者前来打探消息。

与此同时,贝琪联系到了一名犹太教士。虽然他知道我们老两口都不信教,但仍然十分乐意帮我们筹办萝莉的追悼仪式。只不过,在萝莉的尸体还没有被返还之前,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考虑葬礼的事情。话说回来,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一天!

就在我们听说鲍比幸存的消息后的第三天晚上,鲁宾和我独自待在家里。我坐在床上,一阵阵绝望和孤独的感觉涌上心头,让我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埃尔斯佩思,我真的没法形容那种感觉。可是我知道,尽管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但是为了鲍比,我必须坚强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鲁宾也感受到了我的痛苦和挣扎,突然间,他居然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还轻轻地捏了一下。我望着

他的眼睛,就在那么几秒钟里,我看到了那个原本的鲁宾,那个曾与我共度风雨的鲁宾。他的眼神仿佛在说:“加油,莉莉,别放弃。”可是很快,那种神情便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又回到了缥缈的痴呆状态。

可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却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夏尔曼知道我一直都对于自己不能陪在鲍比身边而感到自责,于是设法联系了鲍比的心理医生潘考斯基大夫。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安慰我说,鲍比不久便能回家了。她还说,核磁共振结果显示,鲍比的身体并无大碍,而且他已经开口说话了,话虽不算多,但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鲍比终于获准可以回家的消息传来时,纽约市长助理特地来看望了我。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非裔青年。“斯莫太太,鲍比能够幸存下来真的是一个奇迹。”他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纽约市民,我向您保证,全市人民都会给予他最大程度的支持和帮助的!”除此之外,他还在我家大厦的门外安排了一个警亭,以防媒体的关注打扰我们的生活,并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送我到肯尼迪机场去接鲍比。

鲍比回家的那一天,是夏尔曼陪我前往机场的。而贝琪则和一名护工留在家里照看鲁宾。一路上,我甚至感觉比当初举办婚礼的那一天还要紧张!

鲍比乘坐的专机停靠在了肯尼迪机场的一个特殊区域里。那里平常是专供载有政客和特殊人物的飞机起降的地方。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媒体记者的跟踪了。在候机室里,他们给我找了一个座位。尽管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努力地克制住自己不要盯着我看,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奇的眼光。那几天,我为了整理鲍比的房间,一直没来得及好好整理自己的外表,因此觉得特别的害羞。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夏尔曼一直拉着我的手。我真的不知道,要是没有她的陪伴,我这一路将怎样走过来。所以,我至今还跟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那一天,纽约的天气十分的寒冷,但天空却也显得格外的湛蓝。飞机缓缓降落的时候,我和夏尔曼不约而同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印象中,飞机过了很久很久才打开了舱门。我看到,我的小鲍比牵着一

名年轻女士的手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年轻的女士就是潘考斯基大夫。上帝保佑她。她看上去太年轻了,一点都不像是一位心理医生。不过,对于她对鲍比的关爱和帮助,我一直感激不已。当时,鲍比身上穿着的是医院给他准备的暖和的新卫衣,一张红扑扑的小脸被埋在了卫衣大大的帽子里。

我赶紧迎了上去。“鲍比。”我轻声唤道,“是我呀,外婆。”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小声说道:“外婆?”听到他依旧稚嫩的声音,我当场泪如雨下,忍不住伸出双臂紧紧搂住了他,轻抚他的小脑袋,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好端端地站在我的面前。

埃尔斯佩思,从我把他揽进怀里的那一刻起,我仿佛能够感受到体内闪过了一道光。我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感觉。不过我知道,无论我的萝莉出了什么事情,无论我的鲁宾出了什么事情,只要我还有鲍比在身边,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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