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季风带，时间计算问题不是很重要，除了边缘地区，季风发生时间相当精确，随着雨季来到，作物生长季节即告开始。不存在种植过早或过迟的问题，也不需要精确的历法。所以，这样的设想也许并非荒唐：印度文明对时间计算很不重视，这与它的农业周期根本不同有关。相反的，中东最早的农民预测时间的执着精神基本传给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并且像在过去的地中海和中东一样，在西方和穆斯林中也扎下了根。
在农业社会中，男子的领导地位不再像狩猎时那么重要。当狩猎集团的纪律衰退时，最早的村落的政治结构也许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从那时以来就一直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农民的理想。
大地赐予丰年还是歉岁，人类无法捉摸，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人员作为人类与大地的中介者，可能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领导形式。强壮的猎人和武士，其作用消失或后退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他们一度所占有的明显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随着谷物种植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原先比较紧密的、对于首领的个人从属关系可能也松弛了，而在猎人集团内，这种从属关系是进行成功的狩猎所必需的。
然而，在以畜牧业为主的民族中，政治宗教结构发生了十分不同的转变。为了保护畜群不受野兽伤害，需要有像从前猎人那样通常具备的勇气和社会纪律。牧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如以往猎人一样依赖动物为生，并且仍保持以男人为主，因而形成了父系家族制度。若干父系家族结合成一个在族长领导下的亲缘集团，族长享有权威，决定日常事务，譬如寻找和选择最适合于畜牧生活条件的牧场。此外，参加战争和遵守作战纪律在牧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强占他人的牧畜或草场是最容易、最快的致富办法，也是他们在荒年缺草之时能幸存下来的唯一手段。
从事农耕的集团对尚武精神已完全陌生。从早期新石器时代村落中发现的考古遗物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是一种和平的社会。只要耕地充足，只要单个家庭的劳动不能生产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基本上就不会引起战争。暴力传统和猎人集团组织在这种社会内可能已经消失。除非当牧民征服者把战争强加到这些和平的村民头上时，他们才会把祖传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组织恢复起来——文明化的政治结构无一例外地都是从这样的军事组织中发展出来的。
尽管当时的技术水平有限，古代中东的农业生活在物质上还是优于原先的狩猎生涯。如果生活不太骚动的话，食物几乎能得到更可靠的保证。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农业必然要从其发源中心向外传播，哪儿最易于开垦，它就在哪儿扎根。至少在欧洲，人们总是选择轻质土，尤其是以黄土和白垩土为覆盖层的山坡地作为耕种区，因为这些地方自然排水好，土质容易耕作。
欧洲农业浪潮的兴起分地中海南北两路展开。北部的浪潮较大，由所谓“多瑙河文化”（Danubian）部落的垦殖者推动着在公元前4500—前4000年间进入欧洲中部和西部。开创南部潮流的种植者和饲养者穿过非洲北部，跨过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与多瑙河的农业潮流汇合。欧洲原先的猎人们没有被淘汰。即使在农民占领了山顶和山坡之后，他们仍然在林区的山寨中生活了许多世纪。很可能发生了人口的混合，猎人们有时也可能借用新来者的技术，使自己与农业群体同化起来。
在垦荒者进入西欧之后大约1000年，一个非常类似的农业发展浪潮在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和中西伯利亚（Central Siberia）形成了。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些地区的狩猎经济已经开始衰落而转向以畜牧业和农业为生的社会，他们制作的陶器与中东的非常相似。此外，这些人已经有了少量青铜器。在一些金属矿区，有些居民开始从事采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