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却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而行。
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由于这份决议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
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
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来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中共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真的有点“庐山”气派。
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
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1]
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1] 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