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1)

中共“五大”之后,形势越发险峻——“赤都武汉”在日益转“黑”!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最后的立足点:

5月17日,唐生智手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武汉政府,发表反共通电,说共产党“借口总理[1]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显然,这是一颗信号弹,意味着武汉开始动荡。

紧接着,5月21日,唐生智手下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

6月10日,形势紧急,汪精卫去郑州和冯玉祥、唐生智举行秘密反共会谈。九天之后,冯玉祥则与蒋介石在徐州秘密会议。幕后的交易表明,汪精卫要和蒋介石携手反共、反苏,宁汉合流!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罗易还对汪精卫坚信不疑:“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陈独秀也把“合作”的希望全部押在汪精卫身上。

汪精卫其人,也确实有点迷人的“革命”油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英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

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自己当时的见解:

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6月17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

[1] 指孙中山。历史到了急转弯的时刻,陈独秀终于被从车子上甩了出去。

已经在中央“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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