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不会看着陈独秀“混淆视听”的言论无动于衷。1938年，它以决议对陈独秀作出批判：陈独秀“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一贯地充满机会主义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他“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他“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37。
这份决议严厉指责陈独秀，但托派领导人还希望调和彼此分歧。10月底，托派派遣陈其昌到江津探望陈独秀，同时带了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信（要陈独秀去美国）以及托派的决议。
但陈独秀毫无与中国托派和解的意愿，他对陈腐而咄咄逼人的批判已经厌倦了，认为争论除了加深双方隔阂，毫无积极意义。出于这种心思，他甚至不愿再与中国托派领导人对话，11月3日，他直接写了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群众眼中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史大林，现译为斯大林，“史大林派”，是中国托派对中共的称呼—引者）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38
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将他对中国托派的看法用尖锐的言词表达了出来。
无论是陈独秀声明“不属于任何党派”的自白，还是他在致托洛茨基信中对中国托派不留余地的批判，郑超麟始终不认为这是陈独秀脱离托派的证据。他当年这么认为，几十年后仍这么认为。郑超麟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汉声明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他正式声明脱离托派，我始终以为这是‘外交辞令’。……他在同一年秋天就写了这样一封信给托洛茨基了，试问：这封信像是一个脱离了托派组织的人所写的么？”39在郑超麟看来，陈独秀更多地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写下这封信的。
平心而论，仅从陈独秀这封信的谋篇立意分析，说他与中国托派仍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牵连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若将眼光放开，将陈独秀晚年的一系列言行与托派的政治主张相比较就会发现，他不仅在组织上与“关门主义”的中国托派无法合拢，彼此思想上的差距更是不可以道里计。既然组织上、思想上都与中国托派脱钩了，那么，再坚持晚年陈独秀仍是托派一员似乎就过于一厢情愿了（晚年的陈独秀显然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不能不说，在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的关系问题上，郑超麟的观点确实有着以个人意见过度解读陈独秀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