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陈独秀与郑超麟均当选中央委员。5月5日，在中国托派推选的五人书记处中，陈独秀任书记处书记，郑超麟任宣传部主任。
陈独秀等人都将中国托派的统一大会当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他们对自己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同样深信不疑。虽然实际上，统一大会确是一个新的开端，但它带给中国托派的不是凯歌高进的激昂和欢欣，而只是打开了不可思议的炼狱之门。
五
1931年5月21日，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统一大会上选出的郑超麟等中央委员全部被国民党逮捕。10月15日，托派领导人在常委会秘书长谢少珊家中开会，彭述之、谢少珊等人被租界当局逮捕。同日，租界探员带叛变的谢少珊将因病未出席会议的陈独秀捕获。
陈独秀被捕后，在社会各界此起彼伏的营救风潮影响下，再加上国民党对托派与中共区别对待的政策，他最终被判八年徒刑，从而开始了时间最长的一次狱中生活。
在被捕当年12月，陈独秀就利用监狱的优待条件，恢复了与狱外托派组织的联系。而作为主要联系人的，就是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刘静贞在上海教书，每年暑假和寒假都要来南京军人监狱看我，在学期中也有一次或两次来看我，同时当然也要去看陈独秀……上海组织的书信和文件由她带进狱中，狱中的文章和文件，由她带出狱外。每次，她是把文件放在洋铁饼干箱底下，上面再放好饼干的……为了她经常担任这个工作的原故，陈独秀指示不把她编入支部。”28除刘静贞外，一些探监的友人也帮他传递过文件或书信，身份未曝光的一些托派领导人也到过狱中，和他就政治、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
对于在政治场上屡屡受挫、却终生政治兴趣不减的陈独秀来说，“幽居著书”绝不是他向往的生活（尽管他一生笔耕不辍）。但入狱服刑的结果不可更改时，他的心态也渐渐归于平静，并开始筹划以读书著述方式度过狱中生活。更何况，学术上颇为自负的他确有许多灼见不吐不快。事实证明，这几年狱中生活确是陈独秀生平学术成果收获颇丰的一个时期。
陈独秀在读书著述的同时，始终没有失去对现实政治的关注热情，正因为对现实政治热情不减，他开始了深沉而持久的反思。此后，他头脑中许多长期坚信的理论逐渐发生了动摇。
在狱中，陈独秀开始质疑苏联仍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他在1934年尖锐地指出：“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他还提出，“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29。
如果说对苏联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陈独秀狱中的观点与以前相比，只是作了较大程度修正的话，那么，在民主问题上，他就走得很远，甚至可以说是踏上了另一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