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从1968年秋到1970年秋。我们在学生连整整度过了两年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部队的生活像是一个港湾，有多少惊涛恶浪都暂时被阻挡在港湾之外，学生连时而也会有一些波澜，但大抵都不会使我们有被倾覆的威胁。只是在快要离队之前的几个月，一场叫做“双清”的运动突然袭来，港湾里一时间也真的是云飞涛走，换了一幅气象。
所谓“双清”，一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任务，其实还是北京市有关方面和我们所在学校交付的，我们虽然人在部队，所属的关系并没有脱离学校。团里派来了工作组，由一位年轻英俊的赵副营长负责，他和指导员的年纪都不如我们之间许多人大，但是，他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我们面前很有威严。
刚开始还没觉出什么，闲散一点的时候，他们还随便和我们什么人说说笑笑，后来，我就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有意回避我们中的某些人。班、排干部在频繁地开会，领受任务回来后，说话渐渐已有所指，大家吃喝拉撒全在一起，可是，你仍然能感到正处于布置妥当的严密监视。
我不幸又成了一个重点。在不指名地批判中，我被称作是少数有严重问题、至今未交代的人中的一个，我甚至至今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掌握了什么问题，于是陷入了极大的恐慌。我猜想莫非又是哪位同窗在外地出了事，交代出我们一起有“攻击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若就是有，也犯不上此时来搞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我们早有此类或更严重的纪录。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是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任务需要，另一面是对一些人问题的深浅不放心，还要保持高度警惕。在运动逐渐升温的时候，我们曾被命徒步走到位于宣化的师部，参加了一个交代政策的大会，会上当场宣布抓捕了一个什么人，以显示“顽抗到底”的下场。
一切似乎都还处在斗争前奏的阶段，大批人的分配就开始了，人们的斗志一下便松懈下来，忙着告诉家人，整理行装，吃告别酒。这时还传来过一个噩耗，某地一学生连乘坐的一辆卡车，在高高兴兴去某处参加告别活动的路上失事了—一根斜倒下来的电线杆迎面砍死了许多人。大家对此的反应是必须尽快离去。
学校派来了专人—两名军宣队员，将我和另几个人（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前校“革委会”的常委李君，一个是政教系的周君，还有一个是体育系患精神病而有“反动思想”的曹君）押回去继续审查。我们的起点是学校，终点还是学校，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处，但是，两年部队的生活经历却并没有归于零，正像本文一开始所描述的，无论岁月的尘烟如何掩埋，在我们自身的生命成长中，总能找到它的历历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