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一
哈罗德·斯特恩斯归来了。在巴黎游荡了12年后，他回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切—声誉、才华、女人、公寓……
这是充满反讽的一刻。正是他鼓舞美国的青年逃离自己的国家，前往巴黎寻找传统、自由与创造力。
不过31岁时，他就主编出文集《美国的文明》，和同代的作家与学者在其中诅咒自己的国家，认定它无根、褊狭、市侩，倘若你想保持自由灵魂、体会文化的丰富性，唯有逃往古老的欧洲。
很多人响应了他的号召，一群美国青年成了1920年代巴黎文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富盛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他们被称作“迷惘的一代”。
他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幸运。不到30岁，他们中最有才华、最幸运的就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因为远离，他们重新发现了美国，而借助欧洲的现代主义视角，他们描绘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感受力，其中以生机勃勃的幻灭感、一种自怜的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文明的代表。
年轻时，我迷恋这个故事。倘若“迷惘的一代”对美国社会迅速、戏剧性的转变感到无根之痛，在巨大的商业与技术变革前陷入边缘，在1990年代末的中国的我同样如此。我反复阅读迈克·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它是迷惘一代的自我寻找之旅，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流放异乡的浪漫与归来时的荣耀。
哈罗德·斯特恩斯代表的是历史的另一面，流放不意味着探索与荣耀，而是对雄心与创造力的摧毁。他成了自己引领的潮流的牺牲品。在巴黎时，他常没落地躺在一家咖啡馆的平台上睡觉，海明威讥笑说“躺在那里的是‘美国文明’”。回到纽约后，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编辑了一本文集，却再也没能找回他失去的影响力。社会情绪早已转变，美国对欧洲的焦虑迅速减弱，大萧条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推入了更极端的情绪，让他们憧憬的是苏联的试验、是无产阶级文学，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式独白。
在格林威治酒店，我点了一杯old fashion，再度翻阅《流放者归来》。这酒店名与昔日的格林威治精神毫无关系。在20世纪初，这片凌乱区域曾是反叛艺术家们的聚集地。那是一个J. P. 摩根与西奥多·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唯有把自己打扮成异端，才能对抗这强大的外在秩序。他们彼此谩骂与安慰，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倘若这仍让人窒息，他们就逃离。迈克·考利笔下的人物，总是在这里与巴黎之间往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