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壬
书写的纯粹乐趣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告别，朋友们都开始思考哈维尔所说的“第二口气”—继青年的激情消散后，写作所需凭借的新动力。他们当中的一些，或多或少都找到了第二口气，我却没有。那些未能完成的书搅扰着我，像弗兰肯斯坦的残肢和一只眼球，紧紧追在身后，我却缺乏把它们组装起来的力气。一直记得诗人朋友邹波诚挚的告诫：写作要真诚，要解决“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的问题，任何一首诗都是如此。可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所需要的勇气和力气，从哪里来呢？
船长 你的水手已经 / 挣脱桅杆上的绳索 / 这些你毫不知情— / 只想着大陆之后还有大陆 / 选择无限汪洋磨炼凡人的意志 / 自以为与命运交情颇深 / 自以为是甲板的王国上最强壮的人
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已经变得像欧洲一样。问题不在于内在的分裂，而在于无法为分裂的碎片提供一条坚硬的链子。欧洲虽然世故，但并不愤世嫉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历史和未来的独特理解，都坚信自身的智慧，都耽于自身而不愿改变。我的大脑就像布鲁塞尔，礼貌地让每一个内心的成员国发言，给他们同样的权重，不愿承认一个目的高于另一个。布鲁塞尔一定会瘫痪，以平等的名义。和布鲁塞尔不同的是，我没有这里的许多人对中国的梦想，虽然没人喜欢那里的空气，但“至少在中国做得成事情”。
是啊，要不是在中国，我当年才不会变成一个满心焦虑向首都和世界奔跑的青年。我很可能会坐在柏林的草地上晒每一通晒得到的太阳，假装关心天下大事，支持所有抽象的正义，与邻居友好相处，最大的激情就是旅行和与朋友谈论新手机品牌和音乐剧目。有时厌恶满月的明光 / 抱怨它遮蔽导航的北斗 / 在船舱里又偷偷揉拭昏花的老眼 / 以为那是海妖的盐粒 / 向漂浮而过的万国挥舞旗帜 / 传达故国过时的讯息 / 不知自己已成宫廷中的笑柄
“欧洲像狐狸一样，知道许多事情。”托尼·朱特说。中国也知道许多事情，只不过这些知识未必都起了该起的作用。黄仁宇的发现依然是真的：官僚体系过早成熟的农业国家，因为耽于千百年来相对成功的专制管理，而压抑了许多创新的繁荣。先进的发明因为不适用于官僚机构的需求而被搁置和忽略，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再被打压，无法形成有机的自主性，无法集体提出诉求。虽然现代化的进程在某些方面获得成功，但只有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宣告胜利，国家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官僚机构里的个体在内—却没有形成任何可靠的安全保障和自下而上的协商渠道。中国知道的所有事情，最后都被总结为一句“皇上是最正确的”以及“就算皇上偶尔不正确，总的来说他也比任何其他人要正确”。在中国无可奈何的语境里，没有比这更让人安慰的总结了。
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有无数像我这样的单行者。他们身后是正确而坚不可摧的总结，面前却是人类对历史想象的尽头。
谁还会像我一样 / 用歌声与你谈判 / 在船舷边反复躲避你桨橹的击打 / 轻轻剥去龙骨上的凿船贝和海葵 / 引舵手避开赤道无风带 / 在港口外 夜复一夜 / 揣测你是否还会重新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