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这里还是中国革命种子的落脚地之一。周恩来和朱德都在康德大街上住过，朱德后来还被驱逐出境。康德大街曾有许多中国商店和中餐馆，以及一家中国学生活动中心，如今都被高档酒店和办公楼替代。柏林还短暂容纳了许多现代中国学界的耀眼星斗：蔡元培，陈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维，傅斯年和北大的同学罗家伦、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当然还有不安分的徐志摩。年轻气盛的周恩来和对政治毫不关心的陈寅恪曾在柏林的中餐馆偶遇，陈稀里糊涂被卷入一场政见争辩引发的拳战，他和周撒腿跑到餐馆老板娘的房间里躲起来，才未被打得鼻青脸肿。从这些碎片里折射的柏林，无害疯狂，活泼有趣。
你不可逆转的时间 / 陌生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 如同每日消逝的梦境 / 而我们，定居者 / 从不搅扰死者，和其他生者的安宁 / 光荣属于我们捏造的传说 / 谁比谁活得更长
经过柏林宁静整洁的墓地，就会设想：扛着整个20世纪中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和那些扛着整个20世纪德国的残酷记忆的灵魂，坐在一起是会聊个不停，还是无话可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之前，我在柏林采访了许多亲历当年盛会的人物，当时我和许多对80年代有亲切感的中国青年一样，已经明了东欧和中国命运的差异。我们知道东欧的变革不会在中国重演，也认定了各个国家必须孤独地承担各自不同的命运。
但如今回头想起那些一路对谈，反倒感到孤立宿命论是另一种肤浅狭隘。被采访者中的一位，当年曾主持前东德售卖国有资产的国有信托机构Treuhand，短短时间内把大批东德国有资产售罄。在我的采访中，像所有忠实遵循资本运作逻辑的资本运作者一样，他给了很多理由，强调当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当时再敏感一些，就会看到东欧和中国命运相似之处：自20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二者都不同程度地屈服于资本的无上逻辑，全球化的压倒性逻辑。而这个逻辑在中国被推到极致，吞噬着其他的逻辑，像一头老虎吞噬着自己。它既无法填补摧毁性的革命造就的精神空无，也无法平衡无节制的权力，滚滚偕行的是雾霾、污水和空洞的追逐。至于资本何以对自己的缺陷视而不见，我倒一直没弄明白。
已经离去，或正在到来 / 陌生人无休无止，敲响城门 / 逼迫我们送上鲜花，雕塑和庙宇
单向空间的朋友们，正是在这头老虎的逻辑里，做着它难以吞噬的事情。在北京，他们不能算是势利眼们定义的“主流”精英，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以他们定义的北京，可以称之为北京的魏玛。1775年，当年轻而浪荡的歌德受邀来到小城魏玛，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城市青年，迟早要离开这里去征服世界。可当他来到“大城市”柏林的时候，却没有产生想象中的归属感，普鲁士贵族的势利眼挫伤了他的自尊。他余生留在魏玛，凭一己之力把它变成了一座四面大师来会的文化圣城。来自边缘的创造才能造就此世的奇迹，这是老虎唯一难以吞噬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