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家机构的在场
改革之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要是以街道办和居委会为主体，并成为单位体制管理的一种重要补充。改革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在传统的街道社区、单位社区之外，开始涌现出大量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小区，通常也被称为“新型社区”5。商品房小区是一种典型的“封闭社区”（gated community）6，即由围墙、栅栏、保安和监控系统拱卫而成的一个私有化的财产领地。针对这样一种封闭型社区，国家的触角又是如何得以进入的呢？显然，国家已经不可能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对这种社区实行严密管制，而唯有通过法律政策这种制度化的渠道，通过设置活动规则来对社区进行间接管理，如《物权法》（2007）和《物业管理条例》（2003）赋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建委系统）和街道（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指导”和“监督”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的职权，并通过设置备案制度7对业主委员会进行有效管控。由此，国家的触角延伸到社区就获得了其正当性。同时，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工作站在基层社会通过提供各项服务进而实现其管理目的，这也是国家治理渗透社区的重要形式。
2．市场力量的全面卷入
当住房由国家和单位统一建造转变为由房地产公司开发经营时，市场力量就被全面引入到社区之中。可以说，商品房小区的出现直接催生了一种为其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企业，即物业服务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城市居民所住房屋大多属于国家和单位的公有财产，其相应的房屋管理和维修由房管部门和单位后勤部门专门负责，也就不会产生市场化服务的需求。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商品房小区成为了业主的私有财产，为实现其保值、增值并营造良好的生活居住品质，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购买专业化服务的需求。由此，物业公司就应运而生，并得以长驻小区。而且，前期物业管理制度的施行，无疑更是让物业公司成为新建居住小区的一种必备设置，并由此强化了其先天垄断的强势地位。从理论上讲，开发商在售完其房屋后就自动退出小区了，但由于现阶段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大多属于“父子体制”，从而使得开发商在小区中仍具有相当的势力。当然，也有一些开发商专门在小区保留一些房屋单元和产权部位，以便维系其在小区的影响力和利益经营。
3．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
当住房从“福利”转变为“商品”，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业主群体也由此诞生。所谓业主，就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作为一种新型的身份，业主通常被称之为 “有产者”8或者“有房阶级”（housing class）9。同时，作为改革开放的极大受益者，业主群体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并因而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随着《物业管理条例》和《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业主的法定身份获得了正式确认，并被赋予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作为业主，一个基本的权利就是成立业主委员会，监督物业公司，实现社区自治。随着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开展的大量维权和自治活动，业主群体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日渐凸显，并成为我国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芮德（L. B. Read）所言，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历经二十多年，但其潜在深远的政治后果只是最近随着新建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出现才表现出来10。正是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大量出现，业主维权运动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期，并带来了城市基层社区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有论者甚至将其称之为一种“有产者的革命”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