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人们可能问“真正的回归实际上是否可能”。在技术时代重新起用巫术思维，产生出来的是不同种类的东西，它们指向的是与前技术世界思维不相符合的另外一些巫术内容。人们有理由说，在今天的都市里，正如在从前的乡村里一样，这种“迷信”四处流行，它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例如，对数字13的不吉利含义的信仰就由来已久，在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到处流传，今天不但没有中止，还染上了另一种色彩。如果在古老的传统中遇见这种信仰，我们会以直观的方式给出这种迷信的原因，或者试图从病源学上找到依据。几乎总是可以明说，13作为质数落在了十二进位制之外；“12”的表象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12数群总会有某种形式。所以，13常常显得“多余”，于是，排除13就重建了12和事物的正确性。反之，这种不吉利含义在现代迷信中不再有依据；与12个数字的对立几乎不曾被意识到，而且现代社会也不减少13这个数群，而是通过请来14优雅地绕过这个困境：在巴黎产生了“第14个人”这一行业，他随时都可以作为第14个参加晚宴的客人出现。13的不吉利含义变成了非直观的；这种不吉利存在于抽象的数值上，而不见于任何类别的可见组合中。同样的非直观性也表现在广为流传并被人们孜孜以求的星相说法上。虽然有时像“你的星象—你的命运”这样的标题就带有这样的特点，但实际上没人在读到这类读物时会想到这些星空天体。不如说，星座是被当作抽象数据来接受的；如果有谁把对星座的热衷与融入自然的乡下人根据星座的进程和位置来确定劳作日期混为一谈，他就恰恰认错了这种抽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现代“星座”信仰的非直观性。
恰恰是这种非直观性确保这些情况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直观的理由提供了反驳的起点而且也总是以时间为条件。反之，在毫无理由而且与普遍的关联和表象无关的情况下，13这个数字单纯是一个不吉利数字，这时，只能通过某种机械性的损耗才能削弱这种意义。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根本不承认这个数字的特殊含义；不过，断然否认它的不吉利意义甚至有一种危险，即从另一方面证明它的特性并且停留在巫术领域。瓦尔特·本雅明在《单行道》中引用了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句话：“Treize — j’eus un plaisir cruel de m’arrêter sur ce nombre”，本雅明本人也一再发表分成13部分的小警句——13在这里几乎变成了“整”数。几年前发生的分发新车牌照事件，使数字13的这种抽象威力变得尤其明显：在发照部门，不仅有拒绝数字13的汽车车主，还有一再来要数字13的人，理由是他们不迷信，13是他们的幸运数字。
新车号牌的发放显然也证明，13绝非以这种方式被突出出来的唯一数字。在它那里汇集的只是许多看法；此外大概还有许多其他吉利的或不吉利的数字，在传统的数字巫术中，它们不再有任何依据。这里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用这种方式突出出来的相对高的数值（这种号码达到数字1000），而且首先也在于，这种突出的根源仅在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和考虑。这些数字的特殊意义不再来自文化史的关联，而是个人自己获悉的或个人自己听信的一种巫术充电的结果。这种巫术的传导能力至多能够被区分出来，这里，具有同样数码的数字或者小数压倒了其他数字，例如333，818或400这样的号码。
对于我们时代的巫术思维来说，这种每次都很新颖而且常常与众不同的充电现象，尤其典型。不过，这种充电过程处于许多巫术观念的开端；在某人临死前，钟表也许会停一次或数次，如果这种现象要成为一种有普遍约束力的预兆，就得先与这次死亡发生关联。但是，消除这些有普遍约束力的观念会真的导致任何现象都被“充电”并可能被理解为预兆。例如，在一次严重矿难之后，人们说，有一位年轻的医疗辅助人员在两天前就准备好了随时可用的绷带和夹板；人们以事后充电的方式认为这是预兆，但绝非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留在记忆里，并对其他事件做出类似的解释。此外，1958年瑞典的足球世界杯赛还报道了类似的事件，有一位记者在一次重要比赛之前非要穿上他在他的队上次赢赛时穿过的那件夹克衫，而德国电台也有意选了先前报道过另一场大获全胜比赛的同一位播音员来做转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