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个月中，我们就忙着办医院的事。仲衡非常热心，样样帮忙，每天来我们住的地方一次，样样出钱的事都是他出的，只有定医用器具和药是我们另借的款。在中国那时开医院，非本院有药不可，否则外面很少西药店会按着处方可以配药的。两个月以后，医院就开张了。
医院名字叫森仁医院，上文已略提过。“森”字是林贯虹、李贯中和我的杨三个姓部有木字的意思，又是三个人同志学医的，所以用这个字。第二“仁”字是林贯虹已死，只存我和李两个人了，所以是“二人”两个字合起来，又可以说将来树立医道上的仁义，发展像森林那样广阔，这是我在回国的火车上想起来的。这两个字在一道，人家看上去可是有点像日本人的名词，但是日本并没有这个姓名。
森仁医院是在前门内西边一个绒线胡同内。请执照时须有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我就填了我和贯中两个人的名字。我们有两个看护，一个洋车夫，一个女仆，一个跑街的。我问电话局想要一个“606”的号码（虽然我们与这个药并没有特别关系），但是没有要到，只要着了一个“南局706”。
医院的地方有两排四进的房子，正房从外头数起是接待和诊查室、处方和配药室，再是医生寝室，最后是厨房和用人地方。跨院二进小一点，大部分是住院的病人用的。
医院开张后，病人非常多，大部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员和家眷，我们虽然只定收妇产科和小儿科，可是人托人地都来了。其时女医生很少，有的也都是教会的，忽然来了两个青年中国的女医生，而又独立开了一个医院，谁都愿来看看（就像后来我的食谱初出来时，波士顿闹得热闹得很）。京城内轰动一时，闻说是两位小姐开的，无病的人也花一元挂个号来看看，或者由人托人地来拜望。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们定好了诊察时间，一切人来都不招待，并且刚起头办个事业，更需要多少人知道才能创开出去。也不能像美国广告式的宣传方法做各种事业的宣传，而中国主要是要靠人与人往来上的宣传，所以只好一一招待他们。结果弄得一天到晚客人比病人多。
中国还有一个风气，生意不照生意做。熟人来看病的，你不能照规矩开账，而病人也不愿照账付，情愿送礼或请酒，花的钱比照规矩付的钱还多；再不然你给他治好了，他们医药费不给，可是用一大些叫花子队的吹鼓手，大吹大打地送一块匾来挂上，以为这是最恭敬地给你宣传品，可以使别人相信你。结果我们领情不得实惠外，还要自己花不少钱去开发酒钱。总归一句话，得其名而不得其实而已。那时北京协和医院还没有扩充，在豫王府新造的医院还未造成功，而我们又是中国女子自己开的，所以一般人非常的表示欢迎和恭维。可是也有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不比男医生，所以每次出诊我总带—个男听差、两个女看护妇一同去。有时半夜三更的忽然来一个电话请往诊，就得去，也不知是何种人家，只得提心吊胆地去出诊。
有一次最使我害怕的，就是在南苑的一个吴团长，在天亮五点钟的时候，忽然派了一辆汽车（那时北京的汽车不多），四个宪兵来打门，并且打的急得不得了。看门的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叫着进来说：“不好了，宪兵司令部来捉人了！”一叫给我叫醒了。我一想那几天我并无危险的病人从我手内治的，不会出错事。我告诉听差的，叫他们在前进房子招待室内等一等，我自己就出来。他们还是催得不得了，听差的因吓的缘故，也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只知道叫我快去。我一面穿衣往前走，一面偷偷地叫看护妇到隔壁去叫一个警察来，一同去问他们—我们医院旁边就是一个警察分局，日夜有巡警在里面的，也是仲衡哥哥叫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医院有一个旁门，就靠在他们窗户边（那时北京常常有绑票的），所以他们一听见就从旁门进来了。我正等着一道出去，见宪兵，问是什么事。宪兵一看见我有警察跟着，大笑起来了，说：“我们不是办差的，是来请杨大夫看病的。我们吴团长久仰杨大夫是国手，所以我们太太昨天夜里一病就打发我们来请，特为从师长那儿借了汽车来的。”我就问他们太太什么病，他们也说不出来。不过我想做此官行此礼，不能说下去，就匆促地洗了一个脸，带了两个看护妇，又带了一个警察，一共八个人，就到南苑去，并交代李大夫，若是多少时候不回来，就告诉区里査有没有吴团长这个人。我现在只得冒险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