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样样事总喜欢革新，我虽然没做过国民党党员，可是我们一家人和革命的关系很深。我后来到了够岁数的时候还加入了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不是我自己加入的，是林贯虹弟兄在日本给我加入的）。我祖父根本就不是大清帝国的一个忠实的老百姓，所以他一生不愿考科举或做官，以后出洋回来保举也不愿接受。他除了因为感情生活上失望以外（参看第十六章），他的革命思想也是他出洋回来不做官的一个理由。有一年夏天的晚上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站在槅子门边谈英国的宪法和人权的事。我一点不懂，惟说到人民有权选举等等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也不知是什么，不过我一小就觉得什么事可以由我做点主总是好的。只要别人叫我做什么，我总问为什么你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呢？）我就在旁边问什么叫人民有权？权是什么？父亲回我：“又多嘴了，没有规矩！”说完了笑笑。因为那时中国家庭规矩，长辈说话小孩子们不能插嘴的，不管是非好奇也不能问的，须等说完以后，才可以小声问一下。若是长辈不愿解说就完了，也不能再追问。但是我的祖父和父亲是非常讲新法的人，我本人自己又是一小惯得不得了，所以问时父亲常解说给我听，祖父更喜欢人多问，所以养成我“打破沙锅问到底，还问沙锅怎么起”的习惯来了。父亲骂我多嘴是照规矩，笑笑是表示以后再告诉我，免我失望，这样子把我越惯越没规矩。所以我到今天也学不会外国开会式的交际谈话，非得等一个人一串话说完了你才能说，等轮到我说时我早把我要说的话忘记了。并且碰到个贫嘴的人，你不打他的岔怎么止得住他呢？
可是我的话又说岔了。我刚才是说问祖父民权是怎么回事。祖父就说“来！我告诉你。”就大略说了几句，说：“英国虽然是有皇帝的国家，可是有个宪法，什么叫宪法你现在不懂。人民有权就是百姓可以选举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就是国家的行政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以管着政府做不做。”我就问祖父：“你们现在有没有权？”堂叔和一个表兄在旁边说：“快不要说了，回头要杀头的。”我也莫名其妙问这些事为什么要杀头，就恨恨地回堂叔：“你用人权来干涉我吗？”祖父和父亲都不准我们再谈了。
到晚上我又问父亲，父亲大略说一点。我问是不是我有权定我自己要不要的事，父亲说：“第一，人有了权不能就定自己要不要，先要看事情对不对才能说要不要。你现在还小，一切的事的是非还没有知道清楚，不能先问有权对不对的。等到有了学问，知道世界的大事了，才能要权和用权呢。第一要多读书知道古时事，要进学堂同到外面去，每事都注意和细心研究现代事，有了学问和经验，才能用自己的权去断定事呢。就是外国人也要到二十一岁以后，才能实行他的权力。”父亲说完了叹了一口气，又说：“可惜你的情形很难懂。”我还想再问，我母亲就很生气地对父亲说：“你又跟她乱说了，她回头到处乱说还闹出大事来呢。”因此以后我总觉得遇到什么事我要自己将来可以定的，我都记下来。退婚的根子大约就是这样种下来的。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身的事，不与别人有一点相干，我总可以做主了吧，没有想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极大的革命。
我一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怕鬼。有一天又和大家争论些什么，我二哥也在旁边，就说：“三妹妹，你什么都能干，为什么只怕鬼？”因为我一小就怕鬼，在白天我什么都敢做，一到了晚上，我总要给背靠着人的。中国那时也没有电灯和煤气灯、洋油灯等等，每一间房子里只用一盏菜油灯，一根灯草。我因害怕，我母亲总点两根灯草，就亮一点。所以弟兄姊妹们恨我的时候总拿鬼来吓我，现在二哥又看见我当面和祖父、父亲高谈阔论的，在中国规矩在做小孩时候能和长辈说话，觉得是有面子的不得了了，所以插这句，打击我一下。但是我正在起劲的时候，被二哥这样一激，我就说：“你不要以为鬼可以制我，我给我额壳头上向上抹三下，鬼就不敢惹我了。”（这是三哥告诉我的法子，平日我虽不信，可是这个时候急于要回答二哥，所以就说出来了。）二哥说好，你敢今天晚上从后层跑到大厅背后，我明天请你吃一个卤鸭腿（南京的特产）。我当时虽然不在乎吃，可是赌气是不能输的，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祖父、父亲不准，我们也不睬。到了八点钟（我还忘了提一样事，我家有钟也算是中国人家很早的），我和二哥、三哥三个人站在后进，五叔站在大厅后等着，三哥叫一二三我就起头往前跑，并且用两个手抱着头。跑着跑着，背后总觉得有声音，我想那是心理作用。一连七进堂屋跑到头，我一头一身都是汗，五叔接着我哈哈大笑，说算你赢了。二哥三哥也接着来了，也笑得不得了。我说我赢了有什么好笑呢。三哥到我背后给我的大辫子拿过来给我看。原来三个人站在后进暗地的时候二哥叫口号时，他用了一块干荷叶拴在我的辫绳子上，所以一走起来背后有响声音。我因跑累了，也没有气力和他们吵了，可是以后姨姨、母亲知道了大骂他们。我从此以后胆子大的不得了，什么都不怕了—一直到现在若是家里晚上有响声我们去查看，我总是跑在元任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