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次政变中，王仁皎和他的一双子女—临淄王妃和她的孪生哥哥王守一，都曾参与机要，史称：“将清内难，预大计。”
王子妃也终于在先天元年、李隆基登基之后，被册立为皇后。王仁皎首先受封为将作大匠，随后任太仆卿，封祁国公，迁“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可以自辟官署，平肩宰辅—虽然没有首相的实权，也恰可满足王仁皎大量积聚财货的欲心。《新唐书·
外戚传》上用十八个字道尽他的后半生：“避职不事，委远名誉，厚奉养，积媵妾资货而已。”
王仁皎死于宋璟和苏颋被罢黜的前一年，也就是开元七年，得寿六十九岁。皇帝赠以太尉，并在名义上封了他一个益州大都督的官职，谥号曰“昭宣”。这一切都行礼如仪，略无半点异状。出殡行列启行的时候，皇帝还亲自登车，相送至望春亭，远远一望，转身对宰相张说道：“且为太尉立块碑罢！”这是相当特殊的荣宠，不但由张说撰文，皇帝还亲笔书石，命工镌刻。
不但王仁皎位极人臣，备享荣贵，连王守一也得以尚娶清阳公主、封晋国公，迁官至殿中少监，累进太子少保，还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可是，王氏一家人并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
王仁皎生前侈靡逾制，凡家用器物，仪仗卤簿，常仿效皇家。贪婪加以僭越，不时会引来物议，皇帝表面上似乎从来没有介意过。帝后之间，平居若无龃龉，这种事本来还可以容忍。秉乎常情而言，尽管天子夫妻共患难于少时，长久相处，自然不无扞格，其中最难启齿而又隐衷深切的，就是皇后无子乏嗣的一节。
偏偏就在皇帝特别加恩书碑之后，王守一居然上表，请求援引睿宗皇后的父亲窦孝谌的旧例，希望能将王仁皎的坟墓筑高，至五丈二尺，这就引得大臣相当不满，反对最力者，正是侍中宋璟，以及门下侍郎苏颋。
他们的谏书里，有这样的字句：
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坟，盖此道也……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今以后父之宠，开府之荣，金穴玉衣之资，不忧少物；高坟大寝之役，不畏无人。百事皆出于官，一朝亦可以就。
这是直白地警告皇帝，昔年窦氏所作所为，已经是皇室姑息所致，而当时的大臣显然也并不能同意；此中更要紧的一个论点是：奢靡恰是礼仪之敌。而宋璟的文章还给了皇帝一番重大的提醒：当年韦后也是为父亲“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换言之：请求逾制加高坟陵，应该看作变上作乱的征兆。
皇帝与皇后渐渐疏远，以及有宠于武惠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对于惠妃的姓氏，皇帝不是没有顾忌，不过，王家请立高坟所引起的反感和正宫久而无子的事实，却随着时光流转而酝酿成应否废立的问题。皇帝曾经和受封为楚国公的秘书监姜皎讨论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