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上午读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的《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原为MacMillan于1991年出版，中文本为朱元鸿等所译，台北：巨流出版公司，1994）。顺手记几点感想如下，也许杂乱无章。
一、现代的历史终结了吗？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如果终结了，那么，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即拥有全部的、不言自明的正当性。但是，如果它还没有终结甚至刚刚开始，那么，所谓“现代性批判”就要有一定限度，不能用现代西方国家的标准来截长续短。特别是在中国，对于当下社会状况如何判断，真是个大问题。我总觉得，从1895年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即观念上“从天下到万国”、制度上“从专制到民主”、文化上“接受普遍文明而守护特殊文化”，虽然造成传统中国社会同一性瓦解，出现了（1）传统的与现代的、（2）西方的与东方的、（3）中心都市的与边缘农村的落差、交错和纠缠，但是，这里的问题相当复杂，绝不能在一个简单的价值和意义上去讨论，更不能简单地拿时髦的“现代性批判”来分析。由于这一“现代”过程仍在一直蔓延，可以说，至今仍是未完成的“现代过程”，所以，困难的问题是，1989以后的中国，关于“现代性”问题应当如何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一些零星思考，姑且先记在这里：断层与落差—前现代/现代/
后现代的重叠—史华兹所谓“追寻富强”的强国梦之延续，对中国当下思想的影响—对抗西方中心主义与重振东方儒教文化圈，是一回事吗？
二、九十年代中国的现状与思想界，既有众声喧哗的表面，也有沉默不语的底层—中国现在未必完全受制于全球资本，尽管加入关贸总协定，加入世界银行与货币体制，但是，中国国家力量仍然强大：政府介入与国营大中企业之先天优势，原先垄断性的国家经济造成的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政治威权体制下的缺乏法律、公正与理性—九十年代，以市场化与商品化为表象的种种变化，实质上受制于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出现的奇怪现象：理性不但没有成为权力，而是权力代替了理性，精神尚未成为普世价值，普世的精神已成为嘲讽的对象，世界性与统一性被“大中国”的特殊性狂热所拒斥—“现代性”只是发生，却还未成主流，就已经被批判着，真是一幅奇怪的风景—很多人的一个错觉是：意识形态的控制部分通过大众传媒与教育进行复制与产生影响，但人们却已经觉得意识形态与政府行为不再发生本质的作用，纷纷归咎于全球资本和市场经济—于是，表面上众声喧哗：广东、上海、北京，自由主义vs文化保守主义vs新左派vs老左派。但是透视现实，却发现真正公共空间的匮乏与制度保障的缺乏（新闻出版的垄断性，与被包装成市场的政治意识形态），一切仍在政治控制之下。
三、中国之外：文明冲突，还是政治冲突？南斯拉夫之科索沃与波黑，马来西亚之马哈蒂尔与新加坡之李光耀，朝鲜与古巴，伊朗与伊拉克。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有时候被学者转释为民族宗教差异，当然，可能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导致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凸显，造成了以个别文化对抗全球文明的表象，其实，这或许只是一个政治和制度的时间差。目前中国以及一些后发地区，后现代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理性、自由、民主、法律、公正这些普遍价值并未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它尚需现代的启蒙，可是，它已经被后现代理论批判得羞羞答答，政治民主制度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它已经被看成是宗教、民族、文化的冲突，使得政治家可以借用“民族”与“文化”来缘饰“政治”和“经济”，而民族、文化却往往是专制最好的挡箭牌。
（1998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