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家说他们只为自己写作。我和那些糟糕作家不是一伙人。作家唯一专为本人而写的东西是购物清单，可以帮助他们记住要买些什么，买完之后这些清单就可以扔掉了。所有其他东西，包括洗衣单，都有他人作为接受的对象。它们不是独白；它们应该是对话。
有些批评家指出，我的小说都有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色，也就是双重译码。
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而且在《玫瑰的名字注》也谈到，不管后现代主义到底作何解释，我至少运用了两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技巧。一是互文性反讽：对其他著名文本的直接引用，或是对那些文本的几近直白的指涉。二是元叙事：作者直接向读者发话，体现文本对自身特质的反思。
“双重译码”是指作者同时运用互文性反讽和暗含的元叙事诉求。这个概念最先由建筑家查尔斯·詹克斯提出。对于詹克斯来说，后现代主义建筑“至少同时在两个层次上表达自己：一层是对其他建筑师以及对特定建筑内涵很关心的少数人；另一层是对广大公众或当地居民，他们对其他问题很关心，例如舒适程度、传统建筑，以及固有的生活方式。”他又进一步定义：“后现代主义建筑或艺术作品同时面向少数精英和普通大众，对前者，它运用‘高层次’的译码，对后者，它运用大众译码。”
让我用自己的小说举一个双重译码的例子。《玫瑰的名字》一开篇讲的就是作者如何碰巧得到了一份古老的中世纪文本。这是一个极明显的互文性反讽的例子，因为被重新发现的手稿在文学上是常见主题，拥有光荣而悠久的历史。这儿的反讽是双重的，同时又是一个元叙事的暗指，因为那份文本宣称手稿来源自19世纪一份对原始手稿的翻译，由于有了这个说法，故事中存在的一些新哥特式小说的成分也就情有可原了。这场中国套盒一样的游戏，这种文本来源的不断回溯，让故事平添一份似是而非的暧昧。单纯的或大众化的读者如果不了解这些，会影响他们对下文叙事的欣赏。
但不知你们是否记得，书中谈到中世纪文本出处的那一页上有一个标题：“自然，这是一部手稿。”素养深厚的读者看到“自然”这个单词会有特别的反应，因为他们一定会意识到，他们接下去读到的该是文学上的一个常见主题，而作者是在此披露他的“影响的焦虑”，因为（至少意大利读者都知道）这个标题想要指涉的是19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小说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他在《约婚夫妇》开篇就宣称他这本小说的出处是一部17世纪的手稿。有多少读者能清楚地领会到“自然”这个词蕴涵的反讽意味？不会很多，因为许多读者给我写信，问我那部手稿是否真的存在。但如果他们没有弄明白这个典故，他们是不是还能够欣赏余下的故事，领会它主要的韵味呢？我想他们会的。他们错过的只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有趣层面。
我承认，通过运用这种双重译码的技巧，作者无形中和阅读素养深厚的读者建立了某种默契。如果一般大众读者对书中的引经据典一无所知，他们会觉得漏掉了什么东西。但我认为，文学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愉悦和抚慰读者，它还应该致力于挑战读者，激励他们把同样一份文本拿来读两遍，也许甚至好几遍，因为他们想要进一步理解它。因此，我想双重译码并不是一个贵族化的固习，而是作者向读者的智慧和善意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