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讲座取名叫“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因为我本人已年近七十七岁了。但要知道，我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是在1980年出版的，这就意味着我作为小说家的生涯仅仅始于二十八年前。因此，我认为自己是一位年轻的、有相当潜力的小说家，到目前为止只出版了五部小说，但在今后的五十年内还会有很多部问世。我正在进行中的创作生涯还没有结束（否则也不会说是正在进行中），但我希望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就我的写作方式发表一些看法。本着理查·爱尔曼讲座的精神，我的讲座重心放在我的小说创作上，而不是我的学术论著上，虽然在我个人看来，我的职业是学者，写小说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首先是起书名，通常是受当年类似于如今《加勒比海盗》一类的探险故事的启发。我会马上把所有插图都画好，然后再开始写第一章。但因为我总是模仿印刷书籍使用大写字母，才写了几页就会精疲力竭，不得不放弃。我的每一部作品于是都成了未完成的杰作，就好比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
到了十六岁，就像其他青少年一样，我理所当然地开始诗歌创作。我不记得是因为要写诗才萌生了我的（柏拉图式的、无从倾诉的）初恋，还是正好相反，总之两相混合的结果让人惨不忍睹。但正如我曾经写到的—借用小说人物之口提出的一个悖论—世界上有两种诗人，好诗人在十八岁时会把自己写的诗统统烧光，蹩脚的诗人则会尽其余生不停地写诗。
什么是创意写作？
当我五十出头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很多学者一样，因为自己的文章不属于所谓“创意”写作而产生挫折感。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荷马被认为是创意作家，而柏拉图就不是？为什么一位蹩脚的诗人可以是创意作家，而一位优秀的科技文章作者就不是？
法语里有两个单词可以让你区分两类作者。écrivain指的是舞弄“创意”文字的人，比如说小说家或诗人，而écrivant则是记录事实的人，比如说银行职员或起草刑事案件报告的警察。但我们如何为哲学家定位呢？也许有人会说，哲学家是职业作家，他们的文章我们可以总结概括，也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而不用担心其内涵会打折扣，相比起来，创意作家的文章要想完全忠实地直译或改述都很困难。然而话又说回来，翻译诗歌和小说当然不容易，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读过《战争与和平》或《堂吉诃德》的人读的都是译作，而且在我看来，托尔斯泰的译文远远比海德格尔或拉康的英文译文更忠实原文。这样说来，难道拉康比塞万提斯还要富有“创意”吗？
甚至一篇文章的社会功能也不足以表达两者之间的区别。伽利略的文字显然有极大的哲学和科学的重要性，但在意大利的高中，学生们拿它作为创意写作的优秀典范，作为以文体取胜的杰作来学习。
假设你是一位图书馆馆员，你决定把所有所谓的创意作品都放在房间甲，把所有所谓的科技书目都放在房间乙，那你会不会把爱因斯坦的文章和爱迪生写给赞助商的信放在一起，把《哦，苏珊娜！》 和《哈姆雷特》放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