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与中国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不同，我总是被鼓励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年我在德里念哲学的时候，穿着印度土布做的无领长袖衬衫、为人真诚的桑卡兰教授总在课堂上大声强调：“永远不要盲从。”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印度存在着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这些乐趣和自由的并不仅仅是精英。论辩传统构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体的基础，涵盖社会所有阶层。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那里虽然没有民主选举，但与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最关键的是，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