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自从2002年8月来到北京，身边已经物是人非。我的许多朋友—那些记者和外交官结束了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经离去。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那些学生也已都毕业，有几个正在国外学习。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出租车已经涨过两次价。清除中式英语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他们已经把我特喜欢吃的一种鱼的翻译从“大便”（crap）改成了虽不是那么具有娱乐效果，却更为精确的“鲤鱼”（carp）。而最受外国人青睐的城市地标—东大肛肠医院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现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
在一个国家待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将经历剧变，还是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势力？不进行基本制度的变革，中国是否会陷入动荡？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