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最好的设计师（他们都在乌尔姆设计学院任教，在博朗工作），也在他们的产品中注入了苹果在五十年后试图发掘、表达的人性（精神）主题。“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设计文化，非常急切地想将设计实践和人性的文化结合起来，”保罗·贝茨说，“他们将设计作品重新定义成独特的‘文化产品’，蕴含了特定的道德品质，甚至是一种精神本质。”这和乔布斯在几十年后表达的观点非常接近。乔布斯一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足够伟大的事物，而不是获取金钱，尽我所能将事物推进到历史和人类意识的长河中”。乔布斯胜利了。他的产品将（如他坚持的那样）改进人类的生活。没有人能比他更成功地掌握营销（在漂亮的商店里被放在漂亮的包装盒里出售）人性的艺术。
苹果和包豪斯设计、乌尔姆设计学校和博朗公司的联系，说明这家公司一直植根于一种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还要丰富的传统中。那些认为苹果是独一无二的，如此卓越和无法预测，以至于无法将它简单分类的常规观点，更多地说明了技术研究者的无能。他们无法把握苹果的设计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严密，而是始终沉默地贯穿于不同的时代。乔布斯从来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不是一个销售电脑的人，他销售的是梦想。他对此很坦诚。
作为一位超凡卓群的现代人，乔布斯并不会去做市场调研，他所需要做的是检视自己。苹果的一位经理曾经形容公司的市场调研就是，“乔布斯每天早晨看着镜子，问他自己想要什么”。这并不是自恋的描述，这是他（们）将设计师看作真理对世界发声的渠道之后，最自然不过的想法。如果消费者不喜欢他的产品，那又怎样？乔布斯的镜子告诉他不要担心。正如艾萨克森所写：“乔布斯并不相信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拒绝使用鼠标，他们就是错的。”他同样也提到乔布斯的一个前女友曾说过，“她和乔布斯在信仰美学趣味究竟是极度个人化的还是普世的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哲学分歧”，“乔布斯相信，教育人们他们应该喜欢什么是苹果的工作”。
当然，这种哲学的边界非常接近家长制（如果不是独裁的话）—这是《明镜》周刊称呼乔布斯为哲学家的时候没有把握的—但是在公司内部的数据报表上，却没有哲学存在的位置。对于很多人来说，苹果的成功将其哲学正当化了。而更让人好奇的是，一家公司如何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保守的观点—即苹果代表了反主流文化的最真实的表达，乔布斯也说他只是简单地在计算机世界的战争中“延伸了权力归于人民”的理想。乔布斯希望世界上的每一户家庭都拥有苹果，那样他就可以教训那些混蛋什么是合适的审美：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解放。这是一种奇怪的推进赋权（empowerment）方式。
也难怪，当被问及什么是他生命的目标时，乔布斯回答“追寻启蒙（无论你如何定义它）”。在这里，他继续受益于包豪斯学派及其继承者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明镜》周刊也以类似的方式看待设计师的任务：“我们唯有期待公司和设计师们建设性的进步……接受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一种经济的、文明的和文化的角色。”经济的和文化的角色？当然。但是，“文明”？难道在苹果出现之前的世界是未开化的？机器带来了文明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