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希望借鉴纽伦堡审判的模式，将所有严重违反人权的罪犯都捉拿归案，让他们经受正常司法程序的煎熬。结果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也幸好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及其轴心国，因此得以实施所谓“胜利者的正义”。被告一方毫无发言权，而且由于坐在审判席上的如俄国人本身也是人权的严重违反者（在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审判过程让不少德国人耿耿于怀。纽伦堡审判50年后，我参加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在纽伦堡当年的审判厅里举办的专题讨论时，仍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人接受了纽伦堡，因为他们一败涂地，胜利者可以在被打翻在地的败军身上再踏上一只脚。在南非，任何一方都无权实施胜利者的正义，因为没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赋予这种权利的决定性胜利。因此，纽伦堡方案被那些为向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过渡而进行艰难谈判的人拒绝了。
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如果种族隔离的安全部队认为在谈判结束时他们仍将作为肇事者面临法律的严惩的话，他们就不会支持使我们得以实现从压迫到民主的相对和平过渡这一“奇迹”的谈判解决方案了。（当时多少人作出了可怕的预言，认为会发生血洗事件，我们会被全面的灾难压倒。）他们仍掌握着枪杆子，仍然有能力破坏整个过程。
作为和平过渡的受益者，有些南非人，还有一些国际人士，喜欢喋喋不休地抱怨没有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事实上，我们都很健忘。我们忘了1994年之前我们一直焦虑不安，一场全面的灾难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由于上帝的慈悲，我们得以幸免。那些享受着新制度安排的人过早地忘记了这一切原本多么脆弱、多么渺茫，忘记了整个世界仍然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奇迹的展开。奇迹是谈判解决的结果。如果谈判一方坚持将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就不会有谈判解决，也不会有民主的新南非。纽伦堡后盟军可以打起铺盖回家，我们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处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首席大法官伊斯梅尔·马霍麦德在他担任宪法法院副院长期间，当有人对法律中的大赦条款提出违宪质询时，他才能够赞许地引述马尔文·弗兰克尔大法官在其所著《走出黑夜的阴影：为国际人权而战》 3一书中的话：
惩罚人权罪犯的要求，可能带来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因为没有单独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尽管关于纽伦堡审判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那段历史—对战败国的战争罪犯进行审判—与一国审判自己的罪犯时遇到的可能分裂国家的微妙而危险的问题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一个在压迫性政权下分裂的民族，不可能在压迫一结束时就能突然达成团结一致。人权罪犯是公民同胞，和每个人朝夕相处，他们可能有权有势，而且异常危险。如果军队和警署曾是恐怖的化身，那么士兵和警察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尊重人权的典范。他们的数量和对杀伤性武器的精通仍然是生活的重要现实……士兵和警察可能在等待时机，阴谋卷土重来。他们也可能希望保住或赢得大众的同情。如果对他们太过严厉—或者法网撒得过宽—就可能事与愿违，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但是，他们的受害者不能简单地宽恕和忘却。
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大话，而是当今十几个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如果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更多的国家摆脱了恐怖政权，那么类似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由于情况各异，问题的性质也各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