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每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被捕。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即使解释你只是出来买包烟，通行证忘在办公室的西装口袋里，也无济于事。整个制度就是要剥夺你的自我价值。黑人没有权利进入城区，能进城完全出于其主子的慈悲和恩惠。每天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否则就得加入蔚为壮观的戴上了手铐的违法者的长队，而警察则等着凑满足够的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辆辆军车。这一切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当众侮辱是难以言表的。这种军车叫做载人面包车或Kwela-Kwela（来自警察用科萨语向他们的俘虏叫喊的“上来，上来”）。堂堂正正的人被关进惯犯的囚室，第二天又被法庭上办案的出奇速度搞得大惑不解：每人两分钟，一种“载人传送带”式的正义。未及他们叫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这些人就已经被认定有罪，并判处了过重的罚金或监禁。这种违反人权的遭遇是几乎每一个黑人都曾经历过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曾陪伴做老师的父亲进城。当他也被毫不例外地拦住时，我的心里是多么为他难受。不过也有蹊跷的事。由于他受过教育，他有资格享受所谓的“豁免”，普通的通行证法对他不适用，他享受其他黑人没有的特权，即可以购买专供白人的酒而不必担心被捕。但为了让警察知道他享受豁免，就必须携带并出示他的高级文件—豁免证。因此，他也无法免遭被拦住去路、被喝令出示豁免证的当众侮辱。这让我感到恶心。
我们的许多邻居还遭受了更侮辱人的入户通行证检查。家是一个人的堡垒？根本没有这回事。警察专挑最能让人烦的凌晨时分闯进来，大叫大嚷着把人们轰下床，没有一点起码的礼貌：“Kom, Kom―maak oop, julle verdomde kaffers.”（快点儿打开！你们这些可恶的黑鬼！）衣不遮体的母亲惶恐地瑟缩着，孩子们发出尖叫，做父亲的则无力地站在那里，一点也没有男子气概，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丧尽尊严—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在法律的眼里，他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三等公民的最低权利。
降临到头上的常常不是什么大事、什么令人发指的恶行。不，那是一些日常的骚扰、琐屑的无礼行为和细碎的侮辱—尊严不总是被踩到脚下，也不总是被长筒皮靴践踏，尽管这样的情况也同时存在。比如陪父亲去商店时就经常碰到。父亲是个有教养、有尊严的人，但柜台后面的小丫头竟张口叫他：“嗨，小子！”她这样做仅仅因为她是白人。我的心为我的父亲死了许多次。他常常不得不强扮笑脸讨好没有家教的坏孩子。我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即使到别的商店，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有时也有例外，但罕见得如炼狱中的冰雪。这种待遇贬低了我们的人民，深深地侵蚀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担任教长、后来担任大主教来到约翰内斯堡时，丽雅和我须经“批示”方可进入城区。我们必须到土著人事务专员办事处，在通行证上加盖适当的印章，以示在我就任教职期间允许我们住在约翰内斯堡。许多黑人必须排长队等待，而白人主子们要么在谈天、要么读报、要么饮茶。等他们终于屈尊办案时，也从不会以礼相待，而是吆三喝四，让本来已经晕头转向的乡下人更加无所适从。黑人官员的态度稍好一些。丽雅被允许作为我的配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遭受的是双重歧视—作为黑人，还作为妇女。她甚至享受不到黑人男性的那点可怜的权利。
